紫荊黨政策研究院院長 伍俊飛
特首李家超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表示，香港將成立全新的「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政府主導產業投資策略，進一步用好財政儲備以促進經濟發展。設立公營企業性質的投資公司，由政府牽頭參與市場投資，這一舉措的出台屬於香港經濟史上的重大轉折點。一時間，享譽全球的新加坡淡馬錫公司成為香港各界關注的話題。許多學者、議員、官員呼籲把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塑造成港版淡馬錫。然而，考慮到香港和新加坡社情不同，簡單複製淡馬錫是危險也是不可能的。香港特區政府對此宜謀定而後動，選擇更適合自己的資產管理和國際競爭力提升方式。
所謂「淡馬錫模式」，簡言之，就是政府控股、市場化競爭、公司化管理、國際化經營的公營資產管控模式。淡馬錫模式對香港特區政府未來擴大參與市場投資無疑具有借鑒意義。首先，在資本管理體制層面，通過政企分離，讓所有權與經營權完全分開，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保有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其次，在治理結構層面，董事會有所為有所不為，規定政府企業之間的管理邊界，只對企業進行戰略性引導；第三，在公司經營層面，在全球範圍內選拔優秀高管，通過嚴格績效考核制度進行獎懲。
在學習淡馬錫經驗的同時，我們對其特殊性亦不可不察。淡馬錫是新加坡擺脫殖民統治後獨立自主發展科技和經濟的歷史性產物。新加坡獲得獨立後，為支持民族經濟、實現趕超式發展，李光耀主導興建了一批國有企業，大力推動新加坡的工業化。國有企業在新加坡佔領經濟制高點、獲得技術優勢、完成從殖民地經濟向工業化轉型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965-1984期間，新加坡政府為解決特定社會問題和推動經濟建設廣泛發展國有企業。到1973年新加坡財政部已直接擁有26家公司，並持有其它33家公司的股份。此外，政府還通過新加坡開發銀行、國際貿易公司等機構間接持有70家公司的股份。當時新加坡國有企業涉及基礎設施、房地產、金融貿易、交通、製造、通信、軍工等領域，幾乎遍佈國民經濟各部門。為了對這些國有企業實行高效率管理和監督，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各類國有控股投資公司，其中就包括財政部投資控股的淡馬錫，當時主要投資金融、航空、電力和電信等產業。淡馬錫實際上就是李光耀民族主義強國思路的結晶。
新加坡長期推行有為政府，公務員精明強幹，又在管理國有投資公司時建立了一支橫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高級人才隊伍。淡馬錫董事會成員大部分曾有政府公務員背景，他們是既堅定維護國家利益，也瞭解如何獲得商業利益的人才之中的佼佼者。淡馬錫在 1974 年應運而生，接管由35家國有企業組成、總值為3.54億新元的投資組合。其後淡馬錫經歷了國有化、私有化、證券化、國際化等浪潮，其董事會和管理層在近半個世紀的發展中久經磨練，習得如何把握世界經濟發展潮流的本領，創造出驚人的業績。2021年淡馬錫的投資淨值超過4，000億新元。截至2022年3月31日，淡馬錫按新元計算的10年期股東總回報率為7%，20年期為8%，40年期為12%。淡馬錫已經成為新加坡經濟增長的引擎和國有資本市場化運營的操盤手。新加坡能夠成為一個競爭力領先、高度發達、高度開放、充滿活力的經濟體，淡馬錫的國際化團隊功不可沒。
與之相比較，香港政府推出的投資管理公司完全沒有淡馬錫所擁有的龐大國有資產、核心技術以及工業化進程中培養的一流高級技工隊伍，在短期內也難以像淡馬錫一樣網羅來自本地和世界各地的優秀領導人才。香港公務員習慣于小政府模式，長於文牘，短於經營，而且本土主義情緒嚴重，國際視野嚴重不足。香港現有和曾有的政府資產，均偏重日常經營和提供公共服務，素來不重視戰略思維，而捍衛國家利益更是疏於錘煉。加上香港現有投資隊伍專業技能有待提高（比如2022年強制性公積金虧損約15.5%，參與者人均虧損40,100港元；外匯基金2022年首三季投資虧損2655億港元）。所以香港能否在短時間內組建一支相當於淡馬錫團隊水準的隊伍，各方都對此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有鑑於此，為成功發展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其設計應該綜合借鑒學習新加坡各類國有控股投資公司的模式，而不應該僅僅局限于淡馬錫。考慮到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貨幣資金較多、國定資產和核心技術匱乏的實際情況，公司初期宜更多借鑒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的發展經驗。從長遠來看，若要因地制宜思考不同於新加坡的破局之法，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宜努力建構本地比較優勢。如果公司利用香港匯集全球信息、方便遠程辦公、發展創新創意產業環境寬鬆等有利條件，在虛擬經濟、虛擬資產、開源軟體、科技研發、總部經濟、普通話影視娛樂等領域發力，那麼公司當可融合本港已有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形成更適合實際情況的新興產業集群。相較於人云亦云地去發展沒有比較優勢的普通製造業，此舉不但可以有效規避土地、管理水平、製造業勞動力質素等劣勢，更能推動新技術革命從而帶來新的巨大機遇，在相關領域引領風騷，更有效地實現公營資產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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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荊党政策研究院院長 伍俊飛
城市的大型工程項目需要綜合考慮，兼顧政治、經濟、技術、自然、人口等多方面因素，不宜只取其一端，不顧其餘。因此，大型工程項目一般需要符合生產力佈局理論和實踐。生產力佈局指的是一定地理範圍內各種生產力因素的空間分佈與組合形式。靜態的生產力佈局，是區域經濟發展形成的生產力因素分佈與組合現狀；動態的生產力佈局，指基於既有的因素分佈事實而對未來經濟發展進行的規劃。香港的生產力佈局需要考慮城市的科學技術總體水準、企業界的技術裝備及核心技術的掌握和應用等技術因素；考慮城市的經濟歷史基礎、既有生產力發展水準和經濟結構等經濟因素；城市外部的國際政治博弈、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等政治因素；城市擁有的自然環境、自然資源等自然因素；城市人口的數量、品質、交流語言、分佈密度、收入差距、階級矛盾等社會因素。
香港當前最受關注的大型工程項目是「明日大嶼」。該項目計畫在香港中部水域填海，在交椅洲北、南及西三個方向建設人工島，造地約1,000公頃，而住宅占地約為250公頃，為市民提供約20萬夥住宅單位，其中70%為公營房屋，商業用地則占100公頃。作為配套的基礎設施，政府將建30公里新鐵路，途經人工島，連接港島西至洪水橋，接駁規劃中的港深西部鐵路。特區政府目前預計「明日大嶼」總造價為5,800億港元，但是考慮到深海造島建屋的巨大風險，以及此前諸多大型項目超支狀況，項目完工所需資金恐遠不止此數目。
從生產力佈局視角看，「明日大嶼」計畫的實施有必要反復斟酌。香港亟需的是能夠推動經濟轉型、民生改善和社會進步的綜合開發專案，這樣政府才能儘快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在特區政府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計畫之前，「明日大嶼」可算是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大膽舉措，對推動香港社會下決心消除劏房和寮屋、改善基層居住環境等做出重大貢獻，具有相當合理性，但在香港管治環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後，加上新冠疫情消耗了特區政府大量財政儲備，「明日大嶼」就成為香港發展規劃中的雞肋。
首先，「明日大嶼」屬於單一的房屋居住項目，沒有兼顧產業發展。香港的經濟結構非常單一，服務業在GDP中占比超過93%，其中最大的行業是貿易物流和金融服務，各自占GDP的20%左右。香港轉口貿易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是世界各國對香港和中國內地區別對待，但未來中美衝突將成為常態，這無疑成為香港轉口貿易的隱憂。2020年7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案》，取消美國在貿易上給予香港的特殊地位。2022年12月，世貿組織專家小組裁決美國要求香港將其出口產品標記為「中國製造」的做法違反全球貿易規則，但是拜登政府表示將不會遵守該裁決。香港金融業長期穩步發展，但金融業吸納就業能力比較差，以在GDP中占比20%左右的經濟規模，僅創造約6%的就業機會。特殊的經濟結構把香港大量人口擠壓進旅遊、餐飲、零售等低收入崗位，結果導致號稱發達經濟體的香港，其基尼係數、科研投入占比幾乎與多數非洲國家不分伯仲。對香港來說，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經濟部門平衡增長，這成為推動良政善治的關鍵抓手，而「明日大嶼」於此不會有太大幫助。
其次，「明日大嶼」無助于香港達成「全球城市 」、「創科中心」的發展目標。在中美長期相爭的國際形勢下，香港既不可能成為亞洲瑞士，也不可能成為第二個新加坡，只能選擇適合自己的全球定位。瑞士和新加坡的工業產值在GDP中占比都超過25%，是兩國經濟和就業的穩定器。特區政府積極推動香港實現“再工業化”，試圖以此改變服務業一家獨大的局面，這無疑是正確的抉擇，但如今在逆全球化的世界經濟體系中，香港從零開始重新獨立發展製造業，不僅成本太高，而且缺乏綜合比較優勢，不符合經濟規律。符合實際的做法是為包括內地企業在內的全球製造企業做高附加值配套，這是實現「全球城市 」、「創科中心」願景的可落地舉措之一。香港擁有充沛的資金、成熟的普通法體系、良好的資訊網路，同時背靠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製造業中心之一，因此有強大基礎發展高端製造業，前提是企業能夠消化高昂的土地、勞動力、數據等要素成本，這是北部都會區有機會達成但「明日大嶼」無能為力的任務。
第三，「明日大嶼」對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貢獻甚微。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也是香港實現產業轉型的最堅實後盾。充分發揮香港各種優勢，深化與內地合作，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獨特作用，這是「十四五」規劃的重要內容。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兩個中心城市，香港和深圳可以分別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和國家創科城市的比較優勢，緊密合作，取得事半功倍的共贏效果。北部都會區有助於推動深港創科產業一體化，強化產業集聚效應，令香港在深圳的科技創新全產業鏈中獲得高附加值配套環節機會。因此，北部都會區關乎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命脈，其地位不可替代，特區政府應該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加速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而不是把時間和資金分散到可以被替代的其它大型工程上，包括在地理位置上遠離深圳的「明日大嶼」項目。
第四，「明日大嶼」的規劃沒有跳出港英時期城市發展「重港九、輕新界」的窠臼。港島和九龍在歷史上屬於清政府割讓給英國的土地，而新界是後者從清政府手裡長期租借的，因此英國人長期把新界視為中英兩國之間的軍事緩衝區以及港九的農產品供應區，對新界開發幾乎沒有興趣。上世紀5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港英政府寧願在港九填海，也不願意積極支援新界發展。直到上世紀70年代，由於港九開發過度，港英政府才開始在新界部分地區規劃建設新市鎮，但選址相對集中在新界南部，北部與深圳交界的廣大區域依然不受重視，有些地塊甚至成為殯葬場和垃圾填埋場。「明日大嶼」計畫沿襲了英國人制定規劃的思維定式，沒有從中國國家總體發展戰略層面思考問題。
從生產力佈局理論和實踐來看，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北創科、南金融」佈局符合時代發展趨勢，北部約400公頃的禁區應該被徹底廢除，在提供良好基礎設施後成為住宅和工商業用地；南部的南丫島宜擇機開發，建成香港金融新區，以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吸引更多外資登陸香港。「明日大嶼」計畫有悖於特區政府的總體經濟佈局，目標過於單一，無法一舉多得，無助於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問題，無論從經濟還是從政治、民生、社會發展、國際關係角度考慮，它的作用與北部都會區不可相提並論，因此特區政府有必要重新評估其價值，甚至做好放棄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