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取消限聚令等的防疫措施後，警方再批准遊行集會，將軍澳都會駅業主委員會今日（3月26日）遊行，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時，附加一些條件，包括要求參與者需掛頸牌以作識別。
這個遊行由都會駅業主委員會舉辦，反對政府計劃於將軍澳132區填海和興建厭惡性設施，獲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
遊行由「將軍澳民生關注組」召集人陳展浚通知傳媒，陳展浚是區政聯盟成員，亦是前民主黨成員。不過地區組織的矛盾也爆發出來，西貢區議員陳耀初今日宣布退出「將軍澳民生關注組」，指陳展浚雀巢鳩佔、「假傳聖旨」。「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主席陸平稱尊重陳耀初的決定。
協辦遊行「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一直反對將軍澳132區填海。
警方今次批出不反對通知書時，為避免有外來人士混入生事，附加一些條件，包括：
1. 主辦方必須確保，所有參加者全程要戴印有獨立編號的掛頸咭牌，因為根據過往經驗，不法分子有可能會混入集會遊行擾亂公共秩序，甚至作出違法暴力行為，此舉為確保集會遊行能夠合法地進行。
遊行參加者都要掛頸牌以作識別。
2. 如參與人數多過申報，主辦方要呼籲多出來的人離開。今此遊行主辦方預計，參與人數是100人。警方要求，當現場參與人數超過100人時，主辦方須採取適當措施，例如透過廣播，呼籲多出的參與者離開 。
結果遊行不足100人參加。
3. 如發現參與者違法或有不利國安行為，要立即通知警方。警方要求，主辦方必須確保集會和遊行合法，如不能干犯《港區國安法 》。因此，主辦方如發現有任何參與的人，作出違法行為，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 ，必須立即通知警方，並採取適當措施，如透過廣播呼籲有關的人停止行為。
4. 確保蒙面者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根據《禁止蒙面規例》，任何身處集會及遊行的人，不得使用任何相當可能阻止識別身分的蒙面物品。因此，主辦方必須採取適當措施，主動向使用蒙面物品的參與者，查問是否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並要求提供證明 。
政壇中人話，疫情後警方批准復辦遊行，並附有較有嚴格條件，主要係防止有人借機生事觸犯國安法，相信這次遊行的經驗，會成為往後是否批准遊行的先例。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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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