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台灣「中時新聞網」3月31日報道，隨著美國政府關於「芯片法案」補貼限制條款相關細節出爐，台積電、三星、SK海力士等芯片製造商正面臨抉擇。
「中時新聞網」報道指，由於美國對接受補貼的半導體企業限制過嚴，台積電、三星、SK海力士等芯片製造商可能因此不向美國政府申請補貼。
報道指出，這些芯片大廠雖然無法違反美國的先進制程產品輸出禁令，但可以選擇不申請美國政府的半導體補貼，以避免受限太多，以及公司營運與客戶機密遭美國政府外流給對手。
中時新聞網報道截圖。
據報道，雖然包括台積電、三星、SK海力士都無法違反美國設定的對中國大陸技術輸出管制，但在是否接受補助並因此承擔更多義務上，還是可以有所選擇。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表示，「芯片法案」補助條款的有些限制條件是沒有辦法接受的，在技術輸出管制這件事上，不能讓台灣地區廠商的營運受到負面影響，因此詳細的內容還在跟美國政府討論。
韓國媒體也報道說，SK海力士首席執行官樸正浩表示，美國「芯片法案」的半導體資金補貼申請過程相當困難，SK海力士在美國建廠是做封裝的，這使得公司無法進一步計算出美國政府要求提供的總產量信息，所以未來將更審慎地考慮是否要向美國政府申請補貼。
拜登政府3月份公佈了申請390億美元的芯片製造補貼的限制規定，就接受「芯片法案」補助的企業在大陸和其他受關注國家與地區的運營訂立新的規則，除禁止獲補貼廠商在大陸先進制程產量擴大超過5%，成熟制程產量擴大超過10%，而且時間長達10年之外，還限制接受經費補貼的企業與大陸等相關實體進行聯合研究和技術許可。
《華爾街日報》報道說，這些規定讓相關企業高層與分析師都覺得比預期的限制還要嚴格。因為被限制的半導體除了適用於先進武器系統所需先進制程之外，也包括製造大多數電子產品所需的成熟制程芯片。
專家表示，美國這樣的限制規定會使得很多公司保留它們是否願意接受美國「芯片法案」資助的決定。尤其是對於在中國大陸有大量業務的台韓半導體企業來說，比如三星、SK海力士、台積電，限制影響將尤其嚴重，因為這些公司多半已經在中國大陸投資了數十億乃至上百億美元。一旦這些產線產生不確定的影響，衝擊的將不只是這些企業本身的營運狀況，還會使得全球的相關產品供應鏈出現問題。
報道指出，申請美國的半導體補貼雖然可以彌補美國建廠成本過高的問題，但未來10年在大陸的進一步投資將會遭到嚴格限制，等於是在全球第一大半導體消費市場上自縛手腳，有可能因此逐步失去大陸這個市場。半導體企業正面臨艱難選擇。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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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