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鬧「錢荒」 多地曾被迫改用「鐵錢」

銅錢幾乎成為中國民間歷代標準貨幣，但銅的產量有限，在銅貴鐵賤的情況下，中國幾乎歷代均曾行用鐵錢，並在兩宋期間最為興盛且具區域性。北宋期間以四川與陜西為主，南宋期間增加兩淮區但減少陜西區(因為已落入金人之手)，成為南宋經濟的一大特色。

在五代十國時也曾經因為不夠銅錢而被迫改用其他金屬鑄錢。圖為南楚「乾封泉寶鐵錢」及南漢「乾亨重寶鉛錢」。(資料圖片)

使用「鐵錢」屬於權宜之計，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與「銅錢」產能追不上經濟的發展有關。在南宋立國初年，由於與金戰爭造成的破壞，大大破壞了生產，包括鑄錢。紹興二年(1132年)，銅錢年鑄量只有8萬貫，經過一番努力後，在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時年鑄量一度達到23萬貫，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又降至10萬貫左右。

南宋中期的銅錢與紹興初年一樣，只有小平錢和當二錢兩種。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詔鑄當二、小平錢。」紹興三十年(1160年)工部奏定諸監歲鑄銅錢權以50萬貫為額，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只鑄到銅錢10.4萬貫，較定額差39.6萬貫。至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也只鑄到11.35萬貫，無奈只得將定額降為30萬貫。

北宋徽宗「大觀通寶(當十)」錢。可見當時通貨膨脹之嚴重。(資料圖片)

淳熙三年(1176年)宋室又「定鑄錢司歲額為十五萬緡。儘管降低了定額，鑄錢司仍不能完成任務，就在這年，《宋會要輯稿》記載都大提點鑄錢王楫因為鑄錢數目未能達標，又「廣敷諸州木炭錢，不以鼓鑄，盡獻於朝，却以舊錢入換新錢解納」，被罷官送台州編管。

孝宗末年，知吉州趙師𢍰因「即山煉銅，足冶欠額二十萬」，被晉升為戶部郎官、淮東總領。可是在孝宗年間的多數時間，都未能完成銅錢的年鑄額。《平齋文集》卷三十一《吏部鞏公墓誌銘》載︰「冶司孝宗朝定額十五萬緡，後浸虧額，六不及一」，即表示鑄錢較少的年份，僅有兩三萬貫。

南宋孝宗的兩款「淳熙元寶」錢。(資料圖片)

由於鑄錢銅料缺乏和鑄錢成本太高，南宋中期大部分銅錢監已被廢罷或停產。為此宋室曾多次嚴令不許銅錢流出海外及北方，但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銷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仍器物，獲利五倍。」為了圖利，民間毀錢鑄器、販錢出國和私鑄劣幣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使用嚴刑峻法也禁之不絕。

再說「鐵錢」這東西。南宋前期，鐵錢只限在四川流通，國內其他各路都用銅錢。但由於銅錢大量流往國外，尤其是在宋金交界的沿邊地區，人們通過走私貿易，使南宋的銅錢源源不斷地流入金國。南宋中期，為了防止銅錢外流，宋室便在原來行使銅錢的兩淮和京湖地區改用鐵錢。這也是在四川以外，沿長江以北建成了一片鐵錢區，或可稱之為江北鐵錢區，其中包括淮南東路、淮南西路、京湖南路和荊湖北路。這樣一來，江北鐵錢區又和西邊的四川鐵錢區連成一片，就等於在宋、金之間築起了一道堵絕南宋銅錢北流金國的防護牆。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鐵錢區內各地的鐵錢鑄造和流通情況。

南宋理宗「淳祐通寶‧當百」錢。相比北宋，南宋的經濟環境更差，通貨膨脹更為嚴重。(資料圖片)

早在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宋室就下令在川峽地區徵稅只用鐵錢，從此四川成了宋代唯一始終行用鐵錢的特區。至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四川邛州監歲鑄鐵錢3萬貫(其中折二錢2萬貫、小平錢1萬貫)，利州監歲鑄鐵錢9萬貫(其中折二錢6萬貫、小平錢3萬貫)，總共只有12萬貫。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總領李昌圖上奏︰「利、邛州兩監，所鑄錢官費本錢倍於息，且鼓鑄有限，而民間鉟銷無窮，若不更革，錢重引輕，必壞引法，乞罷鑄兩監折一小錢，比折二錢稍增銖兩，改鑄折三大錢，及將祟寧、大觀折二大錢并作折三行使。」

宋室採納李昌圖的建議。宋室之所以在利州、邛州二監鑄折三大鐵錢，是因為原鑄折二錢和小平錢成本太高且鑄量有限，又被民間大量銷毀改鑄鐵器，從而使充當四川錢引發行本錢的鐵錢大為減少，如不增鑄鐵錢，必將使錢引貶值。而新鑄折三大鐵錢用料只稍多於折二錢，祟寧、大觀折二鐵錢并不增料徑直改作折三錢使用，顯然折三大鐵錢是一種新的減重錢。

《天工開物》內的鑄錢圖。可見古代鑄錢的工序。(網上圖片)

既然四川是鐵錢特區，當然不允許外地銅錢流入來攪亂四川貨幣的流通秩序。孝宗時有部分銅錢流入四川東北，宋室為此專門下令收兌流入四川的銅錢。據《宋史全文》卷二十六載︰「淳熙七年(1180年)有臣僚上言，有商旅和軍兵攜帶銅錢，從京西路均州、房州水陸兩路進入四川東北的金州、利州。金州原來只用交子、鐵錢，現在兼用銅錢。如果銅錢深入四川其他地區，將助長四川毀錢鑄器之弊。因此，他們要求四川總領所委托利州路漕臣在金州置場，以交子兌換官私銅錢，然後將銅錢發送到湖廣總領保管。宋室接受了臣僚們的要求。

在中國錢幣博物館展廳紫銅版浮雕內，所示古代工匠鑄錢的工作環境。(網上圖片)

淳熙七年(1180年)改鑄折三鐵錢後，鑄錢額有所增加，從而使發行四川錢引也有了較前充足的本錢。據《宋史‧食貨志下二‧錢幣》載︰「淳熙十五年，四川餉臣言︰『諸州行使兩界錢引，全藉鐵錢稱提，止有利州紹興監歲鑄折三錢三萬四千五百貫有奇，邛州惠民監歲鑄折三錢一萬二千五百貫。』」據此可知，淳熙十五年(1188年)四川共鑄折三鐵錢4.7萬餘貫，折計小鐵錢14.1萬餘貫。

「分道揚鑣」這個成語最早出自於《魏書》，當中的《河間公齊傳》有言：「子志與御史中尉爭路，俱入見，而陳得失，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一名叫喚作元志的人。作為武川鎮將拓跋蘭之子，元志自小就有武將風範。不僅為人強悍，辦事亦十分幹練。因為從小接受良好教育，頗有文才的元志很快就得到北魏孝文帝的賞識。加上，其父拓跋蘭又曾救過皇帝的性命，所以年紀輕輕的他就被委以重任，成為了洛陽縣的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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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北魏宗室的元志自小豐衣足食，以致他為人處事都帶有一番傲氣。年輕氣盛時，他尤愛爭強好勝。有次他乘車出門，在路上恰巧遇上朝廷御史大人李彪。按禮節來說，官職較低的元志本應讓路予李彪。沒想到元志毫不謙讓，反而大有一番與李彪死守奪路之意。身居高位已久的李彪從沒見過如此狂妄之人，氣得馬上扭頭就走。本來想忍讓一番的李彪一想到元志那趾高气昂的模樣，就咽不下這口氣，馬上進宮求見皇上，以討回公道。元志當然也不認輸，隨他一同進官。

孝文帝聽到兩人同時求見一事，也心感詫異。不過他很快釋然，擺擺手便讓兩人進來。見過孝文帝後，李彪也不拖沓，馬上直奔主題說：「皇上，今天臣與洛陽令狹路相逢。臣作為朝廷上的近臣，哪有給洛陽令讓路一說？」元志聽後也不甘示弱，緊接着說：「中尉，你這話就說得不對。普天之下，誰不編戶？凡是住在洛陽縣的人通通都記在我的戶籍本上。你既然在我的戶籍本上，那就得歸我管！有甚麼道理要我給你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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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聽着兩人爭執不下，就感到無比頭痛。只是兩人都是他的得力助手，實在是不好評判是非，所以孝文帝也只好硬着頭皮說：「洛陽是我們的國都，自然應該分路而行。自今以後，你們倆分開走吧！」從此之後，元志便與李彪折尺量道，每人各佔用一半，各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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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據此概括出成語「分道揚鑣」，意指各走各的路；現今大多用來比喻因為志趣、目的不同，而分路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