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80周年｜從一張戰時卡片說歷史 深圳東江游擊隊指揮部舊址

有謂「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在深圳東門人來人往的街道上，存有一間東江游擊隊指揮部舊址紀念館。該紀念館位於羅湖區南慶街13號，前身為民國時代的鴻安酒店，佔地面積240平方米，樓高三層，建築面積794平方米。在這裏，葉挺將軍曾經組建了東路守備區總指揮部，指揮著深圳乃至整個東江地區的抗日鬥爭。

葉挺在1938年使用過的名片(複製件)。可見當時葉挺官階是「陸軍新編第四軍軍長」。(資料圖片)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葉挺擁護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積極參與將南方8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並於1938年1月出任新四軍首任軍長。1938年10月12日，日軍登陸廣東大亞灣，21日攻佔廣州，自此開始了葉挺將軍與深圳的關係。11月下旬，葉挺接受國民黨委任，於深圳鎮鴻安酒店組建東路守備區總指揮部，負責進行深圳乃至整個東江地區的抗日鬥爭。他向轄區各地的國民革命軍散兵及地方游擊組織發佈前來接受統一指揮的命令，計劃以曾生、王作堯二部為核心，發動當地群眾和華僑等力量在短時間內建成一支上萬人的部隊。他還親自前往香港，動員海外華僑為抗戰大業貢獻力量。雖然葉挺在深圳僅駐留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但這位北伐名將深圳舉旗抗日的壯舉，堅定了東江軍民保家衛國的決心，推動了東江地區抗日武裝的建立和發展。

葉挺任副總指揮時使用過的望遠鏡(複製件) (資料圖片)

12月底，因形勢發生變化，國民黨當局下令撤銷對葉挺的任命，催促葉挺重返新四軍。中共中央也希望葉挺重回新四軍，在江南抗日。葉挺結束在深圳的工作，於1939年1月返回新四軍軍部。此後，葉挺在深圳領導過的曾生和王作堯部隊，不斷成長壯大，開展獨立自主的抗日鬥爭，及至打戰勝利，已經成為一支擁有萬餘人的重要武裝力量--東江縱隊，與八路軍、新四軍鼎足而三，成為華南地區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日方對攻佔廣州的報導 (資料圖片)

關於葉挺為何選址在深圳鎮鴻安酒店，背後又有這樣一段故事。據說葉挺接受任命後，得知在深圳墟南慶街20號有一家鴻安酒家，老闆娘「鴻安婆」是一位愛國歸僑，於是決定把總指揮部設在鴻安酒家。

「鴻安婆」本名何華益，9歲跟隨父親到美國舊金山謀生，20歲那年回國。經親戚介紹，與深圳下梅林村人鄭滿容結為夫妻。婚後二人將位於深圳墟南慶街20號的兩間祖屋改為旅館，由何華益負責經營。

「那時阿婆從美國回來不久，也沒有多少錢，籌辦旅館的錢大都是借來的。」何華益的嫡孫鄭光明回憶到，旅館先後經過3次裝修擴建，才有了一定的規模。

1938年11月26日，日軍在竹下大佐率領下攻佔廣九鐵路重鎮深圳市。(資料圖片)

深圳淪陷前，經營有道的鴻安酒家已是深圳墟的旅業龍頭。「酒家當時生意很火爆，地上都睡滿了人。」鄭光明表示，許多從國外和香港返鄉的人都喜歡在該酒家落腳，人們都習慣稱呼老闆娘「鴻安婆」。

深圳淪陷後，鴻安酒家被日軍強佔為駐軍司令部。「鴻安婆」及其員工被統統趕走，直至日軍撤離後才返回。鴻安酒家復業不久，就收到要設立游擊隊指揮部的消息。「鴻安婆」二話沒說，把酒家一樓和二樓都騰出來，作為總指揮部的司令部和政治部以及中共秘密聯絡點。

1938年12月19日，香港《申報》以「福田新作塘均收復」為題，報導惠州、博羅一帶的游擊隊均由葉挺指揮的消息。(複製件) (資料圖片)

1939年1月18日，香港《申報》一則「東江華軍圍攻石龍」的報道。主要講述1938年12月28日，葉挺所部便衣隊由博羅羅浮山包抄夜襲石龍一事。(複製件) (資料圖片)

指揮部撤走後，鴻安酒家仍經常接待愛國志士和回鄉抗日的港澳台同胞。這家酒店足以媲美《沙家浜》裡的「春來茶館」，「鴻安婆」也成了深圳墟的「阿慶嫂」。

抗戰期間，「鴻安婆」不但給各地來的愛國志士提供食宿，還用旅館的部分收益資助抗日遊擊隊的活動，以創辦商會為名奔走港澳為抗戰義務籌款。

在深圳期間，葉挺積極發動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支持游擊隊。(資料圖片)

1939年8月16日，日軍佔領深圳後，崗田部隊也將司令部設在鴻安酒家。「鴻安婆」利用擁有通行証的便利條件，經常為抗日遊擊隊送情報。有一次，她護送3名愛國人士從香港到深圳，路上被日軍抓住，關押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因「鴻安婆」有通行証，日軍將她放了。出來後，她又利用各方關系，多方周旋，終於將3名愛國人士擔保出來。

在她的影響下，兒子鄭福榮也投身革命，加入東江抗日遊擊縱隊，在鄭福榮的帶動下，村裡先後有10多名青年參加革命。

紀念館四周商店林立，有種大隱隱於市的感覺。(資料圖片)

紀念館的正門入口 (資料圖片)

新中國成立後，鴻安酒家成為深圳郵電局。1983年5月30日，鴻安酒家作為東江抗日遊擊隊指揮部舊址，被深圳市人民政府列為第一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被劃歸深圳博物館管理，2017年12月完成改造並對外開放。

「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最早的相關典故是出自於唐代房玄齡所寫的《晉書》，在《左思傳》中有提及：「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余，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作為西晉時期最傑出的文學家，左思在小時候卻是一點也不出彩。明明是出身在儒學世家，卻其貌不揚、不善言辭，一點也不像世人眼中的世家公子。就連父親看到他，也忍不住嘆氣道：「你啊！根本比不上我小時候啊！」左思本來就對自己學棋書畫樣樣不精而感到自卑，聽過父親的話後更是羞愧得低下了頭。從此以後，左思便把自己關在房中專心學習。因此，左思長大後便有了「不好交遊但辭章壯麗」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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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文才非凡，在他寫下辭藻華麗的《齊都賦》後，他便琢磨着要再寫一篇《三都賦》。恰巧當時左思一家打算搬到都城洛陽去，所以左思便決定去拜訪當時的著作郎張載，向他請教一番。在跟張載進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討後，左思就在大街小巷中東奔西走地，只為盡可能收集更多寫作的靈感。在創作《三都賦》的期間，左思家中的走廊、庭院放滿了資料，就連廁所都放著筆和紙，就怕自己不能隨時把思緒記錄下來。就這樣過了十年，左思終於寫成了《三都賦》。

西晉文學家張載與其弟張協、張亢兩人皆以文學著稱，時稱「三張」。（網上圖片）

文章寫好後，左思馬上就把文章送給文學家張華那。張華越讀越喜歡，甚至把文章分享給學者皇甫謐。皇甫謐讀後也大為讚賞，更是親自為文章作序。很快，《三都賦》便傳遍了整個洛陽，而讀過的人無一不被它的魅力所折服。有些人為了收藏這篇絕世佳作，便爭相傳閱抄寫。一時間洛陽的紙張供不應求，價格在短短數天內翻了好幾倍。

眼見左思的《三都賦》風行一時，同樣享有盛名的文學家陸機心中可謂酸得冒泡。畢竟他也曾萌生過撰寫《三都賦》的想法，只是沒想到會被左思捷足先登。可是當他細閱過左思的文章後，也不禁甘拜下風。也是這樣，左思憑借《三都賦》一夜成名，再也沒人看不起這位曾經「貌寢（醜）口訥（吃）」的名門公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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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據此典故概括出「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比喻某些著作廣泛流傳，盛行一時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