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局推動搞「智能微工廠」 因地制宜 發展新質生產力

在今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新質生產力」成為重點關鍵詞。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界定自己是新型研發機構，要在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力爭上游。生產力局主席陳祖恒話，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包含創新、高品質、緑色、人才4個元素，要在這幾方面尋求突破。推動香港創新發展之餘，亦為國家作出貢獻。

生產力局主席陳祖恒。

陳祖恒以生產力局大力推動的「智能生產線」為例，政府在2022年建議透過再工業化資助計劃，資助更多智能生產線在港設立，目標是將智能生產線由當時約30條增至2027年超過130條。陳祖恒話，如今已發展了76條智能生產線，未來很有機會達標。

生產力局總裁畢堅文(左)。

生產力局總裁畢堅文就提到「智能微工廠」。畢堅文話，香港受限於土地面積有限和生產成本較高，香港工業發展，需要通過新模式，實現持續增長，因此「智能微工廠」(Micro factory)」的新概念，將成為香港工業發展的主流方向。

生產力局首席數碼總監黎少斌介紹紡織業的「智能微工廠」，可以由一條線織出一件衫，做小批量產品。

畢堅文話，香港土地有限人工較貴，企業要發揮科創優勢，發展高端精細的產品製造，做小批量、客製化產品，並大大降低庫存。

生產力局介紹「智能微工廠」的概念。

「智能微工廠」是採用先進的智能生產技術和系統，來實現高度靈活的生產方式，提升空間使用效率，形成智能空間。「微工廠」將會充分利用生產力局開發的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科技，及有關智能生產項目的經驗及技術，包括生產力局設計的「貓頭鷹」生產線與及「天工開物」多用途工業人工智能應用平臺，為本地工業發展香港特色的「智慧微工廠」。

生產力局發展「智能微工廠」概念，的確有因地制宜去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理念。

生產力局介紹各方面的成果，如政府撥款只佔生產力局收入的22%(下左2方格)。

順帶一提，如今政府撥款只佔生產力局收入的22%，他們透過向企業提供顧問等服務，不斷增加收入，正在打出一條新道路。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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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