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方有政客以「香港玩完」等論調作為政治口號，以抹黑中國，又稱《國安法》和《基本法》23條立法後，外商對來港發展有所保留。不過，據外訪港府官員得到的訊息，外國商界不太關注國安議題，他們最關心的是資金自由進出及營商環境。
財經事務庫務局長許正宇正在歐洲訪問。
港府官員近期頻頻外訪，進一步建立國際聯繫。最新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許正宇正在歐洲訪問，將赴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會晤當地金融機構及商界領袖 ; 較早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後往法國和美國西岸訪問 ; 商務及經濟局局長丘應樺上月到秘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 ; 兩周前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訪問比利時和法國 ;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日前也在美國紐約，到訪當地學校及與教育專家交流。
財經事務庫務局長許正宇正在歐洲訪問。
《國安法》和《基本法》23條立法後，西方媒體炒作香港「一國兩制」已改變，歐美將對香港充滿戒心，不利資金和人才來港等議題。摩根士丹利前經濟學家羅奇更在今年初於《金融時報》撰文提出「香港已玩完」，引發強烈迴響。近日羅奇再度訪港，今日出席「外國記者協會」（FCC）的午餐會時，重申他的「玩完」論調沒有改變，又話香港經濟正面對「經濟基礎正在削弱」、「中美關係日趨緊張，連帶影響香港」，及「喪失政治自主權」三大挑戰。
不過，據外訪官員與當地商界的交流，當地企業關心資金自由進出及營商環境，並不太關注港區國安法及基本法23條立法。事實上，陳茂波訪歐期間，香港投資推廣署就與3家法國企業簽署合作備忘錄，包括Prophesee、蘇伊士集團和Egis集團。
財經事務庫務局長許正宇正在歐洲訪問。
無論那一國的企業，最終還是講盈利，生意人始終較務實，最重要是營商環境、資金自由進出、及制度高效率，除了政治，香港與外國有不少可合作的領域，包括經濟、教育、創新科技等，港府也不間斷有高層官員外訪，加強與外國的溝通。
在美國大選年，中美關係料持續緊張，也會影響香港，香港保持與美國民間溝通之餘，積極加強與歐洲及中東的聯繫，屬正確方向。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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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