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Z世代的「黃友」，未在港英政府管治下生活過，卻深信那是個沒有管束、自由無垠的「美好時代」，經常掛在口邊說要回到「從前」。多得港大法律學院副院長吳海傑，他用了幾年時間翻查大批解密檔案，揭開隱藏在歷史中的真相，原來港英政府建立了一套無孔不入的「1984式」監控制度，各方面自由受到嚴厲束縛，部分手段令人心寒。他基於這些資料寫成《噤若寒蟬--港英時代對媒體和言論的政治審查》一書，我昨天報道了政府監控廣播、新聞、文藝表演和電影的「秘聞」，今天續講它對學校的控制，以及如何對付大專學生運動，部分從未被揭露過。
當年東西方進入冷戰時代，港英政府視教育領域為重要戰場，築起了一條嚴密防綫，堵截對學校的「政治滲透」。吳海傑找到了一些機密報告，都與此有關，其一是，政府於1949年7月在教育司署內部設立一個「反共」特別部門，名為「特別局」(the Special Bureau)，英文名稱與政治部(Special Branch)相近，顯示任務類同，就是遏制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進入學校，並在教學上加以抗衡。
冷戰時期任港督的葛量洪，在教育司署內設立「反共特別局」，與政治部聯手控制學校，以防政治滲透，手段甚辣。
這個局由資深英籍教育官員領導，與警方政治部密切合作，互相交流情報，兩個部門的分工是，教育署官員巡查學校教材，政治部人員就監視校內活動，及調查教學人員的背景。
政府高層對此極為重視，港督和教育司每月都收到秘密報告，指那些學校「親共」，並列出受懷疑的教育界人士名單。一份政治部報告披露，政治部人員會追蹤親共教師的去向，以防止「系統性滲透」。
兩個部門最辣的手段，是根據新訂立的《教育條例》19A條授予港督的權力，將親共學校關閉，其中最轟動的，是封了位於青山的「達德學院」。
踏入70年代，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出任總督，嚴厲的政治監控稍為放鬆，吳漢傑根據政府內部文件指，麥理浩的策略之一，是要將香港樹立一個比內地更加自由的社會形象，藉此在未來與中國的談判中，增加英方的籌碼。
不過當時爆發的學生運動浪潮，以及有別於「舊左派」的年輕一代「新左派」，令政府感到憂慮。吳漢傑找到一份1972年的政府內部文件，披露當時港督和不同部門的高官，包括輔政司、民政司、副教育司、防衛司等，召開特別會議，討論監控學生會和「新左派」組織的策略，並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學生事務督導小組」，就當時的學生行動頻密開會，商討如何對付。
70年代學運浪潮爆發，港督率領跨部門嚴密監控大專學生組織，並為此成立「特別小組」，警方政治部則貼身調查學運極分子，以及監視「新左派」激進成員的活動。
與此同時，警方政治部則密切監視學運積極分子，收集他們的個人資料，以及各學生團體的會議紀錄、刋物等，以掌握學運內部情報。
根據內部文件，當時「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也有參加特別小組會議，共商「大學及專上院校學生騷亂的潛在危險」，他在會議中指，「中文大學學生比香港大學學生更令人擔憂」，因為他們「往往比港大學生更為激進」。
由以上的「秘聞」可見，港英政府當時雖然刻意改變高壓形象，予人漸「鬆綁」的感覺，但暗中的控制和監視，仍然繼續，無處不在。整套全方位的政治監控機制，到了回歸前才逐步拆除，過程無聲無息，留下的種種風險，就由接手的特區政府去承受。這正是李光耀所說的，「英國給回歸後的香港埋下許多地雷」。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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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擅於騙人，「信佢兩成、雙目失明」，此一慘痛教訓，英國民眾體會最深，他們當年被誤導支持脫歐，搞到雞毛鴨血，但後悔已莫及。末代港督彭定康正是這類政客的表表者，他到近期仍囗沬橫飛說，香港之所以成功，全賴港英時期建立的自由根基，如今卻已盡失。
那些年香港是否真的是「自由樂土」，天空海闊任你飛？政圈朋友最近細閱港大法律學院副院長吳海傑的著作《噤若寒蟬--港英時代對媒體和言論的政治審查》，書中根據大量機密檔案資料，拆破了彭定康等吹了多年的「天大謊言」，原來當年港英政府對廣播、報刊、新聞、電影、文藝表演、教育等，都進行極嚴厲的監控和審查，警方政治部甚至直接參與，如有人敢越「紅綫」，即不經審訊受重罰，遏制手段之辣甚得人驚。彭定康所說的，只是一個「虛構的神話」而已。
由港大法律學院副院長吳海傑撰寫的《噤若寒蟬--港英時代對媒體和言論的政治審查》一書，根據大量解密檔案史料，揭露港英政府當年嚴密監控新聞、廣播、報刊、電影、文藝表演、教育等，該書封面圖片正是報刊被檢查後「不得登載」的官方蓋印，可見社會自由受到很大限制。
在五、六十年代，電台廣播是主要媒體，吳海傑翻查不同資料發現，為了控制向大眾發放的政治訊息，港台的廣播劇和內地戲曲劇本等，全都經過「華民政務司署」審查人員預審，才可以出街。至於新聞報道，則由政府新聞處向港台、麗的呼聲和較後期成立的商台提供新聞簡報，由播音員照稿讀出。
政府新聞處還有權限制廣播內的政治言論，並負責向「所有關於政府活動」的評論和報道提供指導。換言之，當時電台的新聞廣播，不論是本地或國際新聞，都一律由政府新聞處操控，沒有一丁點「新聞自由」。
除了新聞報道，政府的監控系統還涵蓋電台的娛樂節目，內容同樣要經過「預審」，以防在「非政治性的廣播中」製造出政府不想傳播的政治訊息。
吳海傑找到一份有關「監控廣播」的會議紀錄，當時署理防衛司陶雅禮與廣播處長布祿士討論有關運作時提出，在審查內容時，可由警方政治部人員負責政治監督，如有需要，即迅速撤換播音員，以後不再錄用，而其他製作人員同樣要受政治檢察。
吳海傑用了4年時間蒐集大量史料寫成此書，他在序言說：「本書以解密檔案史料.... 質疑廣為民眾接受的『香港的言論自由是英式法治的遺產』的論述。」
當時政府對電台播出的歌曲也進行審查，吳海傑翻閱一份審查報告，負責的華民政務司署人員指，唱片庫有8首歌曲可能「具煽動性」，其中一首愛國歌曲《滿江紅》，因歌詞描述岳飛誓要「收復失地」 可能被人曲解，最後當局將此歌曲從節目中刪除。
至於政府對報刊的審查，由20年代到60年代，嚴密監控機制一直存在，主要由華民政務司署轄下的報刊檢查處負責，各報刊每天付印前，須將新聞版面送檢，如某些內容有問題，檢查員就打個大交叉，禁止刊登；若某些字眼不能出街，報社因時間緊逼，惟有留白付印，以至在見報的新聞內，出現一些莫名其妙的空格。
到了50年代初，港英政府訂立名為《刊物管制綜合條例》的新法例，擴大了政府對報刊的印行、銷售、流通、註冊等多方面的控制權力。這令政府可全面掌控印刷媒體，只要港督會同行政局拍板，就可以未審先判，禁止報刊出版。這條條例一直沿用到1987年，才由較中性的《本地報刊註冊條例》替代。
在80年代之前，港英政府對電影也盯得很緊。吳海傑在書中指，《電影檢查規例》在1953年確立，有關部門依此對未發映的電影進行政治審查，所用的權力頗模糊，只要港督任命的審查員認為某套電影可能挑起對政府仇恨、損害與其他地區關係，或鼓動擾亂公共秩序，就有機會被禁映。1981年由譚詠麟主演的《假如我是真的》，就在被禁之列。
該書指，港府還把監控的長臂伸展到戲劇和音樂表演，特別針對來港演出的內地藝團，在批准它們入境前，政府先審查節目內容，而負責的部門包括華民政務司署和警方政治部等，如不獲通過，就禁止上演。
我草略翻看《噤若寒蟬》一書的大部分內容，不禁拍案叫好。彭定康曾振振有詞說，英國對香港的貢献，是留下一個框架，當中包括自由社會的價值，而該書根據大量解密檔案揭露的事實，有力證明他講的是「天大謊話」，實情是港英政府一套沿用多年的全方位監控系統，把許多自由「關進籠裏」。
當年的香港，絕不是他描述的「自由樂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