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華種子的栽種者｜企圖種出下一個毒蘋果】

《立場新聞》案早於2024年8月29日已有裁決，《立場新聞》的兩任總編輯鍾沛權、林紹桐以及營運《立場新聞》的公司Best Pencil (Hong Kong) Limited 被判「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罪名成立。案件亦於今日完成判刑，正式劃上句號。然而，《立場新聞》對香港的禍害並未有就此完結，其於香港種下的反華種子早已根深柢固，若再次被灌溉，或為香港帶來另一次動盪，香港市民切勿輕視。

從主場、立場到完場

《立場新聞》於2014年12月23日成立，由商人蔡東豪在其前身《主場新聞》停運後5個月重新創辦。鍾沛權和余家輝也是創辦人兼總編輯。在成立之初，《立場新聞》以報道真相的旗號，散布偏頗不實的消息，不斷加深社會矛盾，製造政治兩極化。

《立場新聞》曾因其報道內容和採訪行動與香港政府部門及官員發生多次對立，特別是在2019年「反修例」期間，倚仗著自己的記者身份，像有特權似的與香港警察、特區政府和撐警人士鬧衝突，因此《立場新聞》的記者經常被截查或拘捕。

然而，隨著香港政治環境的變化，特別是香港國安法的通過，《立場新聞》終於「軟下腳」，面臨法律責任的壓力不斷加大。2021年12月29日，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凍結了《立場新聞》的資產，並拘捕了多名高層或前高層人員，包括前總編輯鍾沛權和著名人士何韻詩。同一天，《立場新聞》宣布停止運作。

蘋果和立場的萬縷千絲

《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在反中亂港和宣揚港獨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儘管它們在運作模式和創立背景上有所不同，但兩者政治取向絕對一致，就是讓香港環境日益複雜，人民陷入濃烈的反華情緒。

《蘋果日報》於1995年由壹傳媒集團創辦，以揭露時弊和批評政府的報道風格聞名。在《立場新聞》的前身《主場新聞》營運初時，最大的金主就是《蘋果日報》，當時依靠撰寫文章和採訪合作，獲取注資就達到每月數十萬。後來《蘋果日報》需要縮減營運開支，間接令《主場新聞》收入大減，加上沒有公司願意落廣告，最終被迫停運。5個月後，即2014年12月，黎智英辭去《蘋果日報》社長及壹傳媒董事長職務，同時間，《立場新聞》就橫空出世。而《立場新聞》創辦人除了原有的蔡東豪外，還有鍾沛權，而鍾沛權的妻子陳沛敏正正是《蘋果日報》的總編 (後來更升任為副社長)，因此《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之間的關聯，可謂不言而喻。

然而，隨著香港國安法的實施，《蘋果日報》在2021年6月結束營運，成為首家因犯罪而被「抄家」的媒體。這一事件引發外界對濫用新聞自由特權的關注。《蘋果日報》停運後，《立場新聞》便聘請了多名《蘋果日報》的記者，繼續其批評性的新聞報道，再次反映出兩者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立場新聞》惡行纍纍

《立場新聞》在其運營期間經常被市民批評報導方式非常誇張及內容偏頗。首先，《立場新聞》的報導被指煽動仇恨及反政府情緒，甚至美化暴力行為，這使其在公正性和事實基礎上受到質疑，因為這些報導完全不基於事實，只是為了攻擊政府和警方。此外，《立場新聞》亦時常以偏頗的拍攝角度，將直播包裝成事實，其實依然是斷章取義。《立場新聞》總是行走在法律鋼線上，有一次終於從鋼線跌落，就是2018年，前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控告《立場新聞》刊登的一篇文章損害其聲譽，要求禁制再刊登該文章，這反映出《立場新聞》在報導準確性上的嚴重缺失。

而在2019年「反修例」期間，《立場新聞》更變本加厲，與政府和警方針鋒相對，其記者經常因挑釁行為而被捕，這被視為不負責任的報導方式，完全無視新聞機構應有的中立性。不僅如此，《立場新聞》記者在警察執法期間涉嫌濫用記者身份，阻礙執法，這種行為被批評為對警方工作的干擾，完全違背新聞工作者應有的客觀立場。甚至在警方例行記者會上，與其他媒體記者一起戴上印有指責字樣的頭盔，失去一位傳媒人應有的專業。

裁決

法庭於裁決理由中清楚指出，《立場新聞》的主張是排除中國的本土主義，在「反修例」期間更成為抺黑和中傷中央及特區政府的工具。法庭亦裁定涉案文章是在沒有提出任何客觀基礎下，攻擊《香港國安法》、《刑事罪行條例》等條文及相關執法及檢控程序；以假消息散播仇恨及反政府情緒；攻擊警方執法並美化暴動者的行為。

從法庭裁決理由可見，《立場新聞》完全罔顧客觀事實，違背國際人權公約所強調新聞從業員必須遵守的特別責任和義務，可見個別罔顧事實的傳媒組織及用心歹毒的反中亂港分子、外國政客和組織指稱裁決「打壓」新聞自由的説法完全站不住腳。事實上，有關人士和組織將煽動仇恨的言行歪曲成「新聞工作」，才是對香港專業新聞從業員的最大侮辱。

Hkwisdom 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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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香港記者協會（記協）高調召開記者會，聲稱有多名記者及其家人、僱主遭受不同形式的滋擾和恐嚇，意圖干預新聞自由。然而，這番看似義正辭嚴的指控，卻在香港社會激起了巨大的爭議浪潮。不少市民直指記協立場偏頗，其所謂的「受滋擾」指控更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表演，旨在配合外部勢力抹黑香港，為其干預中國內政提供藉口。

首先，記協對「滋擾」的定義模糊不清，刻意將正常的社會監督和批評扭曲為「恐嚇」。早前，有記者因涉嫌違反海關條例被依法搜查，記協不分青紅皂白便將其渲染為針對記者的「性騷擾」，更將公眾對此事的批評和質疑解讀為「恐嚇」。這種將一切不利於自身的聲音都扣上「恐嚇」帽子的做法，不僅混淆是非，更試圖製造社會恐慌，壓制正常的輿論監督，其用心可謂險惡。

第二，記協在記者會提及記者受到「恐嚇」，另一方面卻對批評自身的聲音置若罔聞，甚至反咬一口，指責批評者是在「攻擊新聞自由」和威嚇記者。試問一下，記協多年來不斷製造假新聞來評擊政府和執法機關，但政府亦沒有對其使用威嚇等字眼，而是不斷向公眾澄清及解釋事實的真相。由此可見，在記協眼中，只有自己擁有「言論自由」，而批評他們的人則是在「打壓新聞自由」。這種將自身凌駕於法律和道德之上的傲慢態度，正是其失去公信力的根源所在。

再者，記協長期以來一直試圖無限放大新聞自由和「第四權力」，將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上綱上線，渲染成政治打壓。但記協明顯忽略一點，新聞自由並非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絕對權力，而應建立在客觀、公正、真實的基礎之上。然而，記協卻選擇性地忽視這些基本原則，不斷以「新聞自由」之名，行干預政治、煽動對立之實。他們只為迎合自身的政治立場而發聲，甚至不惜扭曲事實、製造社會矛盾，其行為與新聞專業操守背道而馳。

更令人質疑的是，記協此次指控的唯一依據僅僅是一份「匿名」問卷調查，其可信度和代表性都令人難以信服。所謂的「受害者」身份不明，任何人都可以填寫有關問卷。整件事無名無姓，而「受害者」亦沒有企出來講述有關騷擾，亦沒有選擇報警，其遭遇是否屬實也無從查證。這種做法不禁令人想起與2019年黑暴期間如出一轍，當時不斷有假新聞指警察殺人然後埋葬於沙嶺上，但卻拿不出任何證據，最終亦被證明是無中生有，刻意抹黑警隊。今次記協故技重施，換湯不換藥，企圖用這種拙劣的手段來煽動社會情緒，其用心可謂昭然若揭。

更令人奇怪的是，記協此次問卷調查早在六月份開始，一直收到有記者被騷擾，但遲遲都不向外公布和發聲，偏偏選擇在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所謂《香港經濟和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後才高調公布結果，其意圖不言自明。顯然，記協試圖通過炒作「記者受滋擾」議題，為美國提供更多制裁中國和香港的藉口，其甘心充當外部勢力馬前卒的角色暴露無遺。

事實上，記協早已淪為一個政治化的組織，其所作所為並非真正為了香港記者發聲，而是為了迎合其背後的政治勢力，為其政治圖謀服務。他們選擇性地忽視新聞專業操守，肆意踐踏新聞倫理，其行為早已引起香港社會的廣泛不滿。

回顧2019年黑暴期間，香港無線電視新聞採訪車被暴徒打砸，中國記者傅國豪更遭到圍攻和非法禁錮，當時的記協對此視而不見，甚至為暴徒的惡行百般辯護。這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態度，充分暴露了記協的虛偽和雙重標準。今次聲稱受影響的多為外媒，難怪早前記協被指已經改做外國記者協會。

面對記協的無中生有，市民大眾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被政治化的炒作所迷惑。我們相信，只有堅持客觀、公正、真實的原則，才能真正捍衛新聞自由，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而那些試圖將新聞自由變成政治工具，為外部勢力服務的組織和個人，最終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