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顛覆案是本港首宗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也是《香港國安法》下規模最大的案件。高人認為，今次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對45名罪成被告的判刑，包括戴耀廷在內的5名「組織者」及其他被告的刑期，都反映了法庭的量刑清晰，特別對3級參與者的分類判刑，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案例。
據《香港國安法》第22條，顛覆國家政權罪設判刑3級制，分「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及「其他參加者」3 個刑期分級，首要分子可判10年以上至終身監禁，「積極參加者」可判囚 3至10年；而「其他參加者」可判囚 3 年以下或禁閉式刑罰。
判詞指，首被告戴耀廷是35+謀劃的發起人，亦是初選組織者，是整件案的「主腦」，被列為「首要分子」，惟認罪可獲減刑。
判詞提到，4名初選組織者均為「首要分子」，以監禁12至15年為量刑起點，結果戴耀廷被判最重的入獄10年、區諾軒被判囚6年9個月、趙家賢判囚7年、鍾錦麟被判囚6年1個月。
判刑理由指，首被告戴耀廷是35+謀劃的發起人，亦是初選的組織者，他是整件案的「主腦」，故被列為「首要分子」類別，戴雖不是初選候選人，亦沒參與立法會選舉，但他在35+謀劃中，為有意為打算無差別否決預算案的參選人，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即使在第2被告區諾軒退出35+謀劃後，戴耀廷都沒終止初選計劃。
法官說，量刑時考慮了2020年《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戴耀廷的行為，亦注意到根據《香港國安法》，「首要份子」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至終身監禁，判刑考慮到戴耀廷過往刑事罪行紀錄，認為15年是適當量刑起點，唯一的減刑理由是被告及早認罪，予以三分一刑期扣減，故最終判10年監禁。
值得一提的是，代表戴耀廷的資深大律師在求情時曾指，戴的刑起點應為3年，因戴的角色屬第三類的「其他參與者」，當時指定法官李運騰聞言即笑話指「那麼案中所有人都不是主要參與者（key participants）」。如今亦顯示戴耀廷這種求情相當離譜，法庭不會接納。
另法官亦在判詞補充，《香港國安法》22條沒提及串謀罪行，而本案的被告面對串謀控罪，據本地刑事法，涉及「串謀」的只提到最高刑罰，並無最低刑罰的限定，故認為量刑三級制，不完全適用於本案，但仍具參考作用。
同為「首要分子」的區諾軒，因認罪及擔任控方「從犯證人」而獲減刑。(圖片來源:星島日報)
至於另3名「首要分子」區諾軒、趙家賢及鍾錦麟，判詞指，他們除認罪外，亦擔任控方的「從犯證人」，在庭上作供，法庭亦接納他們對法律無知，及過往在公職服務有貢獻，而再獲扣減刑期。
法庭接納大部分被告以對法律無知作求情理由，卻特別提到，戴耀廷及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均有法律背景，且在推進實行謀劃時堅定不移。法庭強調，部分被告的行為如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發生，不會計算在判刑內，另外量刑時亦已考慮謀劃的非暴力性質。
至於同被控方列為「組織者」、發起「三投三不投」的吳政亨，判詞指，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吳自願和故意繼續推動謀劃、對其他人施壓，法庭卻裁定他只是第2類即「積極參加者」，考慮他可能受戴耀廷誤導，才誤信謀劃合法而行事，因而獲扣減刑期，監禁7年3個月。
雖然除首4名被告和吳政亨外，其餘40名初選候選人均為「積極參加者」，並沒有第三級的「其他參加者」。判詞解釋，因若沒他們的參加，該計劃根本不能展開，故眾人量刑起點均為7年。
楊岳橋因被指在公民黨內具領導地位，並積極行事，以8年為量刑起點，他認罪並參與公職，獲扣減至入獄5年1個月。(圖片來源:星島日報)
但判詞卻特別點名提到，當中的前公民黨黨魁及前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因被指在公民黨內具領導地位，並積極行事，法庭採納以8年量刑起點，他認罪並參與公職服務多年，獲扣減至入獄5年1個月。
另「墨落無悔」聲明的3名發起人包括鄒家成、梁晃維及張可森，比其他參加初選者更積極，其中認罪的梁晃維及張可森獲減刑，判囚4年11個月，不認罪受審的鄒家成，則被判囚7年9個月，成為「積極參加者」中刑期最重。至於何桂藍亦被判刑7年，屬「積極參加者」中較重刑期，判詞解釋，因她不認罪，經審訊後定罪，而且沒有求情。
高人總結，法庭對這宗顛覆案的被告分類和分級量刑，將成為未來法庭相關案件判刑時的重要指引。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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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智英案逾百天的庭審中，披露了黎智英與「重光團隊」或稱為「攬炒團隊」(SWHK)之間的關係，如何構成勾結。
另外黎智英作為《壹傳媒》老闆，又如何利用《蘋果》多個平台，鼓勵市民參與2019年反修例示威遊行，並通過向《蘋果》高層下達編採指示，令抗爭得以持續；又於2020年5月開英文版作為向國際爭取對《蘋果》的「政治保護」，並爭取外國制裁中港；另黎又於《蘋果》專欄文章、個人Twitter及直播訪談節目等多個平台，發佈涉要求外國制裁中港的文章及言論，並削弱《香港國安法》的效力。
「重光團隊」兩名成員李宇軒及陳梓華先後以「從犯證人」身份作供。控方指黎智英與「重光團隊」的協議最早於2019年 8 月成立，即「G20 X 攬炒團隊」登報活動，最遲則於2020年1月，陳梓華等人與黎智英在台北會面。
控方指，律師助理陳梓華2019年透過李柱銘接觸黎智英及其助理Mark Simon，陳向黎尋求財政協助，資助在「G20」峰會時在全球報章登廣告，呼籲外國向中國施壓。黎其後墊支陳500萬元，陳聯絡「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要求李與劉祖迪成立「重光團隊」，建立勇武派領袖團隊；又提議資助一萬英鎊培養「攬炒巴」劉祖廸成為政治明星，建議對方「認識多啲枱底人」，以爭取國際認同，推動外國政府向中港實施制裁，團結議會、海外組織、街頭力量、「國際線」等不同板塊以達到「支爆」，並請求外國制裁中國。眾人曾在黎於台灣陽明山的寓所會面。
「重光團隊」其後亦加入「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控方指黎一直知悉、支持 SWHK 及 IPAC。控方又指，黎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沒叫陳梓華停止國際游說，又向陳提及《國安法》「雷聲大雨點小」等，鼓勵他們繼續按其指示行事。雖然黎智英與陳梓華曾6次會面，但黎堅稱不知「攬炒團隊」。
另控方指黎智英是《蘋果》掌舵人，擁有全面控制權。控方傳召3名《蘋果》高層作供，包括《壹傳媒》前行政總裁張劍虹、《蘋果》前副社長陳沛敏及前《蘋果》論壇版主筆楊清奇，他們口中指黎「一錘定音」、「鳥籠自主」，黎不同意，但承認曾就 3 件事「例外」，包括就陳方安生與彭斯會面的新聞，指示張劍虹「做到最大效果」；七一衝擊立法會，著陳沛敏「多做年輕人心聲」、「站在年輕人的一邊，令社會大眾明白他們的苦衷和心聲，為他們得以平反，讓這運動得以持續」；而另一次則是不理《蘋果》高層反對，一意孤行推「一人一信救香港」行動，向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發信反對《香港國安法》。
控方又提及黎2020年5月推出《蘋果》英文版，「走向美國讀者」，希望吸引西方關注，為《蘋果》提供「政治保護」，因《蘋果》是一份反對派報紙；而黎指示英文版毋須持平報道，集中報導中國負面新聞，即「偏黃」立場；又下令挑選有關「抗爭、逆權、制裁、反中國及香港政府」的評論文章翻譯成英文，在英文版刊登。
控方又指黎透過刊於《蘋果》的專欄文章、個人Twitter帖文及直播訪談節目. 《Live Chat with Jimmy Lai 》等多個平台，發佈涉要求外國制裁中港的文章及言論，削弱《香港國安法》的效力。黎辯稱《香港國安法》生效後已無再要求外國制裁，知悉「勾結外國勢力」為大罪，但承認無要求相關文章等下架，更同意自己在法例底線下「擦邊球」。
此外，控方指黎曾提供《蘋果》平台助在美國籌組「香港議會」的袁弓夷兩度播放影片。2020年5月袁弓夷聯絡黎，要求其讓他公開影片致函特朗普和蓬佩奧，促他們在香港駐紮聯合國維和部隊。黎庭上供稱自己沒牽涉製作，也沒看過影片，但其後又改口承認兩度借出拍攝場地及團隊給袁弓夷拍片，讓袁「開始摧毀中共的使命」，促特朗普對中港實施制裁；即使《香港國安法》實施，黎亦沒下令《蘋果》把袁弓夷的影片下架，即明知而違法發布煽動刊物。
辯方在結案陳詞時指，控方指控161 篇《蘋果》刊物涉煽動，指那僅佔案發期間0.39%的內容，不足以推論為串謀，又指除非文章嚴重削弱政府威信，否則難達到煽動門檻。但控方指黎用《蘋果》作為發布煽動物品的平台，涉及控罪期間有48000篇文章；法官亦指辯方玩數字遊戲無意義，控方只選擇其中161篇作例子給予法庭考慮，而法庭要處理串謀等指控，除161篇文章外，還有400條Twitter帖文、 大量社交平台對話內容、網絡節目等作考慮。
此外，控方又以書面陳詞列舉出20個例子證黎智英庭上供詞「不可信又不可靠」，要求法庭不要接納。控方舉例，黎自辯稱他不知「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IPAC和SWHK，但黎的說法已被庭上證供反駁；控方又指，黎知悉及關注「初選」，黎自辯供稱不關心，但黎與其「徒弟」李兆富的對話訊息證明黎積極參與及關注初選程序，認為黎對法庭說謊。
最後要由法庭裁決，是否接受控方證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