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超哥受同學仔歡迎的程度，由本周五(5月16日)他出席《巴士的報》主辦的第八屆中史校際問答賽可以看出來。
超哥到場時，出席的中小學生們不但靜晒，還即時大拍手掌歡迎特首，現場反應熱烈。
特首頒獎時和小學冠軍隊聖公會聖彼得小學同學們互動。
特首頒獎後，小學生們排排企等影相時，有個小學同學大著膽問超哥:「我有個請求唔知得唔得?」超哥問他有何請求? 小學生答:「我想請特首你幫我簽個名。」超哥笑笑口答應。
小學生們排排企等影相時，有個小學同學問超哥可否替他簽名。
影完大合照後，成班中小學同學一湧而上，請特首簽名。由於同學仔本來無準備問特首攞簽名，所以叫特首簽在各種不同地方，有人叫特首簽在獎狀背後，也有同學將一張紙撕成幾小片，一人攞一張紙仔叫特首簽名。特首亦有求必應，同學們十分開心，之後都話特首好好人。
超哥簽名簽到手軟。
到超哥離場時，一個坐在門口旁邊的小學生突然叫出來，問路過的特首:「中東之行怎樣?」超哥笑笑口答話:「中東之行好好，好有收穫」。他又讚這個同學仔非常關心時事，叫佢繼續關心時事關心歷史。
由小學生提問可見，這次特首中東之行宣傳工夫做得好好，連小學生都知道。
另外特首對《巴士的報》主辦的「中國歷史校際精英問答比賽」非常肯定，話活動對增加中小學同學對歷代重要歷史認識好有幫助，希望這個比賽可以越搞越大，推動歷史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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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