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士牌價下跌，的士商會要求政府現金收購牌照，全城嘩然。
智慧出行聯合商會主席周國強估計，如果政府以平均400萬一個全數收回18000個的士車牌，只需支付720億元，回購後出租亦有收益，相關成本對政府來說是「濕濕碎」。
的士業界叫政府拿大筆錢出來回收的士牌，在網上看到的回應，可以說是清一色的一片罵聲。回看整個的士發牌制度，在1964年前，香港的士本來由8間車行經營。1964年開始，政府公開競投牌照，初時推出的士牌一個4萬元，然後隨著香港經濟發展，政府每年發1000個的士牌，的士牌價亦同步上升。
由於道路車輛增加，到1984年至1991年，政府將每年發牌數目減到300個以下，之後由於檢討的士發牌制，到1994年才恢復發牌。在1994年發出最後300個市區的士牌照及100個新的士牌照，然後在1997年招標發出10個大嶼山的士牌照。截止1997年7月，政府一共發出約18000個的士牌照，當中包括約15000個市區的士牌。
的士的確曾有風光的歲月，在2013年6月，市區的士牌價曾經飆升到766萬元，創下歷史最高值，同年12月，已經從高位回落到688萬。當時是的士業界最風光的時刻，被譽爲「的士大王」的鄭克和，是忠誠車行的董事長，當時業界估計他擁有200個的士牌，市值超過14億元。
之後的士牌價反覆滑落，過去一年跌幅加快，由一年前的288萬元跌到最新的195萬元，一年間跌幅32%。的士牌價下跌有衆多因素，主要包括一、經濟不佳投資產品下跌，例如樓價也同步下跌；二、的士服務欠佳，在網約車競爭下生意萎縮。
不過，同樣有衆多原因反對政府以平均400萬元的高價回收的士牌。
第一，投資涉及風險。任何投資產品，有可能上升，也有可能下跌，投資者要自己承擔風險。以的士牌爲例，有單頭車主，也有大車行，為什麼那些「的士大王」那麼容易擁有大量的士牌照？主要是由於早年的士按揭十分寬鬆，首期比例極低，通常都是一成以下，可以高槓桿按揭，隨著的士牌價上升，已經買入的的士牌可以加按，一個變兩個，兩個個變4個，這樣以幾何級數上升，才會產生擁有過百個的士牌的「的士大王」。
這個高槓桿借貸去投資的遊戲，如果的士牌價長升不跌，或反覆向上的話，泡沫並不會爆破。如果「的士大王」高位沽售部分的士牌套現，再累加多年的車租收益，可能過百個的士牌早已供滿，無論牌價跌到多低，都可以繼續有車租收益，牌價高低根本不是問題。
至於那些不斷借貸，不斷加碼去炒的士牌，或者甚至是套錢出來炒樓炒股的車主，就更加不需要可憐。當你高槓桿投資賺大錢成爲億萬富翁的時候，不會分錢給政府，到牌價下跌的時候，自然也都不應該叫政府包底回購。
第二，投資產品潮起潮落。不同的投資產品基於它的本質，本來已有不同的週期。若遇上用家使用習慣改變的時候，這個就是所謂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的時候，高價往往一去不復返，最後跌到變零都不出奇。
如果你說市區的士牌跌得厲害，請你看一下紅Van的牌價，紅Van高峰期牌價超過700萬元，和市區的士相若，但是紅Van最近的報價只是30萬元，連市區的士牌價的六分之一都不夠。紅Van的衰落和整個鐵路網絡發展有關，人們使用交通工具的習慣改變了，紅Van就慢慢要離開歷史舞台。
這個社會上面有衆多的範式轉移，除了交通工具的習慣，還有人們購物從傳統商店轉到網購，閱讀媒體的習慣從傳統媒體轉到網上媒體，接著再轉到社交媒體，還有消費習慣由本地消費轉到北上消費。和各行各業相關的投資產品在週期起跌、甚至範式轉移時，如果政府要為每一個行業包底的話，恐怕政府明天就會破產。從政府最後在1994年發出的士牌至今，已經超過30年，從政府投牌者30年出租的收益什麼也收回來了，之後的交投只是二手市場的成交了。
結論是這個社會沒有必贏的投資，做任何投資決定的時候，就要自己負責。政府的政策可能會令投資市場出現一些變化，但是那些變化可能都是邊緣性的改變，核心問題是投資相關的產品，是不是有競爭力，是不是可以適應時代的轉變。
的士業由於部分害群之馬的影響，長期被乘客詬病，的士業如果不改善自己的服務，不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反而想叫政府包底回購的士牌的話，相信沒有什麼市民會支持。
順帶一提，如果的士業採取激烈的抗議行動，例如罷駛，只會令市民加快明白沒有的士也有沒有什麼大不了，那麼的士牌跌到30萬的日子，就會提早到來。
盧永雄
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在12月交出成立以來第一份年報。港投公司是第一間特區政府全資擁有的投資公司，年報公開後就惹來一些議論。
根據港投公司年報的資料，截至2024年底，港投公司管理的資產640億港元，但實際上已投資的資產未超過20%，換言之截至去年底，大部分資金亦處於未投資狀態。而在已投資的資金裡，主要集中3個投資主題：
一、硬科技與核心科技，佔投資7成以上；
二、生命科技與生物醫藥；
三、新能源與綠色科技。
從已投資的方向可見，港投公司明顯不是作短期財務投資，而是以「耐心資本」的方式投入高科技產業，進行長週期投資。
港投公司發表年報之後，惹來網上一些批評，主要認為港投公司的透明度不足，指年報未附上完整的財務報表，亦沒有完整公佈所有投資項目，沒有披露投資的全貌。有些評論指新加坡的淡馬錫等主權投資公司，會披露更多的資料。
總的而言，我同意港投公司在可能範圍內逐步增加透明度，是一個可取方向，但亦要平衡披露資料會否影響到港投公司的投資目的。
第一、高透明度並非慣例
不同國家或地區，其主權投資基金披露的方式都不一樣，有些披露較多的資料，有些披露較少的資料。披露較多資料會增強透明度，但披露較少資料就保障了投資的自由度和保密性。有些大型的主權基金都披露很少的資料，例如阿聯酋的阿布扎比投資局，就以高度保密的原則行事，僅對外界提供非常有限的財務摘要。
有人以新加坡的淡馬錫與港投公司比較，大家要注意淡馬錫成立於1974年，直到2004年即成立30年後，才發表首份年度報告，而且至今亦未完全公開完整的投資組合細節，僅選擇性披露部分資料。港投公司作為新的主權投資機構，不可以直接與有50年歷史的淡馬錫比較，如果以淡馬錫的方式，港投公司原本可以等多28年才發表首份年度報告。
不同國家和地區，要在公眾問責和投資靈活性當中取得平衡，過度披露會影響基金的談判能力，因為部分很有吸引力的投資項目，未必想過度披露投資的股東，因為他們不想承受短期的輿論壓力，所以港投公司也需要平衡。
第二、要推動戰略產業發展的使命
港投公司並不純粹是一個爭取回報的投資公司，而是要爭取回報之餘，亦看重如何可以推動香港創科生態圈的發展，作為一個「耐心資本」，除了考慮長期回報之外，港投公司的每1元投資現在就帶動了超過6元的長期資本跟投，這正是金融推動創科發展、為經濟賦能的重要作用，所以如果單純看短期投資回報，是看錯了重點。
真正的關鍵在於，從投資角度而言，希望投入的項目有中長期的爆發力。以芯片股王英偉達為例，如果投資者只是著眼於其早期的投資回報，可能一早就會放棄，錯過這間這麼好的公司。
另外亦有意見指，投資組合中香港項目佔34%，其餘很多是內地項目。港投公司有發展香港創科產業的考慮，非香港項目如果會在香港設立研發中心，會與本地的大學合作，甚至會僱用香港的團隊，固然會增加港投公司投資的機會。科技創新就是要海納百川，無論是本地或非本地科企，項目有前景固然值得投資，但如果投資之餘還可以吸引其將部份的研發專利或資產放在香港，就更加對發展香港創科生態圈有槓桿效應，這不是單純披露項目的所在地、項目的來源就可以全面了解到。
第三、政府背書的槓桿效應
港投公司可以找到比較好的項目投資，可以吸納到好的創科公司在香港開展部份業務，與政府的信用背書有關係。以近日刷新行業紀錄的內地公司「銀河通用機械人」 為例，公司完成超過3億美元的創紀錄融資，是內地單輪融資和累計融資額最大的具身智能機械人公司，躋身國際一線，其中關鍵就是獲得中國移動鏈長基金等「國家隊」的領投，證明政府主導的投資不可或缺，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如果沒有港投公司之類政府背景的耐心資本作為早期的背書，初創企業難以快速獲得巨額而且多元的國際頂級資本信任。
另外一個港投公司直接參與投資的科企英矽智慧，它做的是AI生物醫藥行業，本月尾有機會成為今年壓軸上市的新股之一，港投公司的信用背書對英矽智能的發展相當有利，港投公司的入股加速了其他基金向英矽智慧投資，其成功上市也證明了港投公司的耐心資本模式，可以有效培育企業，直至其登陸資本市場。
總的而言，要求港投公司這類主權基金增加透明度本無不可，但也要平衡問責性和保密投資的考慮，我更希望港投公司能夠藉助投資帶動香港整個創科生態的發展，亦不要小看香港發展創科的空間，香港有5間大學打入全球100強的榜單，香港本來是有發展創科的實力，只要政府推動創科的方向明確，一定程度加大投入，再加上香港有成熟的金融市場，香港絕對有條件推動創科產業的發展。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