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文化產業基金董事長黎瑞剛入股無綫電視之後，最近加入董事局成為副主席，外界期望他的加入，可以為香港電視業帶來更加廣闊的國際視野。
回顧香港影藝事業在亞洲區的位置，在70、80年代，香港影視業曾經執亞洲市場的牛耳，電影風行整個地區，電視劇集更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不過近年風光不再，韓娛興起，不單止K-Pop流行，韓國劇集以及綜藝遊戲節目，亦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整個亞洲市場。
另外，中國大陸由於市場廣大，影視製作水平也不斷提升。像大收旺場的電視劇《瑯琊榜》，最近開拍續集，聞說不計電視的首播版權，單是網上獨家播放版權，每集已經高達800萬元人民幣。假設拍70集，單是網絡版權費，便高達5.6億元。可見拍出一套受歡迎的劇集，到拍續集時，未開拍已經大賺。
最近與一位熟悉環球市場電影業猛人聊天，他談到韓國影藝事業起飛，除了得到國家大力支持之外，整個工業打出一個很Cool（酷）的定位，無論是歌星以至劇集，都是從酷的定位出發，形象打造十分成功。
另外，他們進攻全球電視台也很有創意，例如韓國一家電視台最近便將其成功劇集在海外不同的地區製作，意思是把在當地流行的劇本，因應不同地方市場，起用當地演員，加入當地元素，製作出當地的版本，例如針對印尼市場有印尼版本，越南市場有越南版本，製作令當地人更有感覺的電視劇。該電視台以新加坡作為地區製作中心，製作不同地方版本。猛人認為這個模式，有很多值得內地電視台或者香港無線電視學習的地方。
除了進軍國際市場，也可以進軍國內。電影業猛人又說，國內網絡視頻急速興起，對市場有很大的刺激作用。聞說騰訊的視頻網年賺10億，另一視頻網站愛奇藝亦落很重本去搶奪市場。由於劇集資源有限，《琅琊榜》才能夠賣到網絡版高價。他認為不必期望每集賣到800萬元，即使是每集100萬元，甚至50萬元，已經是一個很不錯的收入。
內地網劇製作人話，廣電總局對網劇的審查，比電視劇寬鬆，網劇題材可以有更大的多樣性，亦造就網劇蓬勃發展。
以無綫電視為例，每年製作的節目時數達到500至600小時，以單一電視台計，在區內數一數二。如果這些劇集可以針對國內網劇市場，加速開發。即使不能夠拍出像十多年前的《金枝慾孽》這樣國內電視台爭相搶購的皇牌劇集，只要拍出較高水準，也可以買給國內的網上平台，積少也可以成多。
香港本地市場太細，一定要面向外地，中國或者國際市場。要打開這些市場，一定要有創新、具戰略性的思維，不能夠再停留在以往的模式，在香港拍完劇集，配上不同語言買到世界各地去。
究竟香港電視台是透過與當地聯合製作的方式，還是自行製作不同國家的版本，有不同的道路可走。傳統媒體正承受著很大的壓力，不改變不足以求存。
盧永雄
兩名本土派議員宣誓時把中國的英文名字讀成「re-fucking of支那」，他們覺得毫無所謂，拒絕道歉，但卻令到對二次大戰歷史有認識的人，深感痛心。
有一位資深記者朋友告訴我，她聽到兩名議員這樣宣誓時，眼淚不禁湧出，令她回憶起約21年前訪問兩位二戰時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往事。
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中，當時國軍在上海與日軍已經進行了近三個月的慘烈而膠著的戰爭。戰事在日本陸軍第10軍從杭州灣登陸之後急轉直下，在日軍的迅猛追擊下，國軍潰敗。
11月20日，中華民國政府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政府機關、學校紛紛遷往內地。12月13日晨，日軍攻入南京城。
日軍佔領南京後的最初幾個星期，為報復南京軍民頑抗，任由士兵毫無約束地在城內外遊蕩，隨意殺害平民。被日軍強姦、搶劫的受害人，往往被日軍隨意殺死滅口。被日軍屠殺的中國官兵和平民在20萬至30萬人以上。南京城內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1995年是抗戰勝利50週年，記者朋友到南京訪問了兩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一位伯伯和一位婆婆。時值7月，天氣非常炎熱，訪問的地點是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門外。
兩位倖存者年約70歲，但他們看來比實際年齡衰老得多。伯伯較有精神，可以自行走動。訪問期間，他掀起上衣，讓記者朋友看他肚皮上一條很長很深的疤痕，就像被人剖腹一樣，他說這是日本軍刀造成的。另外，伯伯又背著一個類似「尿袋」的東西，因為那道刀傷讓他失去如廁的能力。
伯伯在講到南京大屠殺時候的所見所聞，説到日本軍人在城內以殺人為樂，連初生嬰兒也不放過時，仍然十分悲傷憤怒，咬牙切齒。不過，可能是身體差以及天氣比較熱，到訪問的後半部，伯伯說話越來越艱辛，每說一句話便抹一下不斷滴下的汗水，看得出他正在努力地堅持述說。
婆婆的身體很是瘦弱，走路也要人攙扶，整個訪問都要坐著做。婆婆的全家人在屠城時全部被殺害，她說話時給人很淡然的感覺，就像一些人受到很大打擊之後，像在訴說別人的故事一樣。
但當說到她的姐姐被日本軍人拉了去做「花姑娘」（慰安婦）時，她開始泣不成聲，工作人員覺得婆婆已經太累，便終止了訪問。事後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婆婆當時住在南京城外的小村莊，她也曾被拉了去做慰安婦，她不願提起這段往事，大家也不好追問。
記者朋友相信訪問伯伯和婆婆的媒體不止她一家，以他們如此虛弱的身軀，這樣辛苦也肯接受訪問，相信是他們是不希望這段慘痛的歷史、中國人經歷過的苦難，就這樣被人遺忘。
記者朋友最後埋怨自己，未有做好傳媒的工作，未能夠讓香港年青一代知道這段歷史，至所以有這樣多的年輕人會模仿游蕙禎和梁頌恆，把「re-fucking of 支那」這句辱及國家及所有中國人的說話，講得這樣琅琅上口。
我認為一個忘記歷史的族群，最終要為這種遺忘付出代價。希望無論是教育工作者也好、家長也好，承擔起這個責任，正確地教導下一代，讓他們有一個歷史觀，好好地找到香港人的定位。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