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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政府對「大佐」軍銜招魂 分析:警惕自衛隊職能突破 重獲對外動武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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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政府對「大佐」軍銜招魂 分析:警惕自衛隊職能突破 重獲對外動武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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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政府對「大佐」軍銜招魂 分析:警惕自衛隊職能突破 重獲對外動武權利

2025年11月18日 15:07 最後更新:15:15

時隔幾十年,「大佐」要回來了。

內地《環球時報》援引日本《產經新聞》報道,多名政府相關人士表示,高市早苗政府正考慮將日本自衛隊的「軍銜」改名。具體修改方案包括:將統合幕僚長與陸海空幕僚長中星級較高的將領改稱「大將」;其他的「將」則改稱「中將」;「1佐」「1尉」分別改稱「大佐」「大尉」。

自衛隊等級更改前後對照圖

自衛隊等級更改前後對照圖

日本自衛隊目前的軍銜等級制定於二戰後。1945年,日本戰敗,軍隊被解散,軍事機構被撤銷。上世紀50年代,在日本組建自衛隊的過程中,為了淡化軍事色彩,啟用了一套新的銜級稱呼,舊日軍中的「大佐」、「中佐」和「少佐」被改稱「1佐」、「2佐」和「3佐」。

如今,「大佐」這一歷史符號可能復活,引發各界廣泛擔憂,這是否預示著某種倒退或回潮?

據《產經新聞》這一右翼保守媒體的報道,這次更名的公開目的是「與各外國軍隊保持一致」,「便於理解」。

報道稱,現存體系的問題在於,相應的英文翻譯基本與外軍相同,但在日語表述中卻有所區別。因此,在美日聯合演習等場合中,日本國內公眾常難以分辨日本與外軍軍銜的高低。如果採用與他國一致的軍銜稱呼,則有助於提升「民眾對自衛隊的認知」,「改善自衛隊人員的地位和士氣」。

但在這一時間節點改名,顯然不會只是為了「方便」。

作為「安倍路線」的繼承者,高市早苗繼承了安倍晉三的政治夙願,持續推動日本戰後的「國家正常化」。《北京日報》旗下微信公眾號「長安街知事」報道,青年日本問題學者、遼寧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陳洋受訪時表示,高市政府醞釀對軍銜的修改,可以被視為推動日本「國家正常化」的一個步驟。而「正常國家論」的核心,就是要讓日本重獲對外動用軍事手段的權利。

名字只是一個符號,值得警惕的是符號背後,自衛隊職能的變化。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王星宇指出,21世紀以來,日本的安保政策轉守為攻,自衛隊的職能正在不斷拓展。

1947年施行的《日本國憲法》(別稱「和平憲法」)中明確規定,日本放棄戰爭權利及不保持戰爭力量。

但通過一系列憲法修正案,以及對「安保三文件」(《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整備計劃》)的調整,軍費提升、武器升級、打擊範圍擴大……「專守防衛」的安保政策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轉向更積極主動的防禦政策。

就近而言,2022年底,日本再次修訂「安保三文件」,明確在其中寫入發展「反擊能力」。高市早苗上台後,更計劃提前修訂「安保三文件」,進一步推動這一質變。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和平憲法』所設定的框架被不斷突破,已經對自衛隊沒什麼限制了。」王星宇說。

從和平主義、專守防衛,到先發制人、機動打擊,日本在戰後謀求政治及軍事化大國的野心逐漸清晰。

高市早苗上台後的種種「試探」,持續釋放著危險信號。

在擁核問題上,她拒絕就「會否堅持『無核三原則』」給出明確答覆,而是強調「現在不是深入討論的時候」。

「無核三原則」是日本在二戰後堅持了半個世紀的國策,即:不製造、不擁有、不運進核武器,這也是日本戰後和平主義路線的重要象徵。盡管近年來日本在軍事領域動作不斷,但該原則始終是一道紅線。如今,高市政府的含糊態度讓這一原則出現了縫隙。

陳洋指出,如果「無核三原則」發生變動,那將對地區局勢產生深遠的、顛覆性的影響。尤其是其中「不運進」原則,事關美國的核武器能否以某種形式進入日本或在日本部署。

此外,高市早苗還多次在台海問題上扔下政治炸彈,發表了「中國大陸對台灣動武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的荒謬言論。這顯然是將台海問題當作了日本修憲擴軍的借口。

王星宇認為,高市早苗因為特朗普的訪日,錯誤地認為日美同盟正進入「黃金時代」:「她想打出這張『台海牌』來測試與美國之間的緊密程度,卻沒意識到台海問題觸及了中國的核心利益。」

AP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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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嚴厲回應和白宮的冷感回覆,無疑是兩盆當頭的冷水,不僅瓦解了日本右翼試圖借美國撐腰介入台海的幻想,也擊穿了高市早苗「對華強硬」的政治人設,反招致引火燒身。

回到「大佐」這一稱謂。

根據日媒的說法,修改軍銜,只是為了讓軍隊系統更「國際化」。為什麼我們要敏感於一個軍銜的去留?

大佐是日本歷史上的軍銜,屬於舊日軍佐官最高級別。這個詞對曾被日本侵略過的國家和地區人民來說,承載著一段慘痛、屈辱的集體記憶。「大佐」所指稱的人、所歸屬的軍隊,在二戰期間犯下的累累罪行,是我們心底無法磨滅的血淚與傷痕。日本再次啟用這套軍銜,就是在無視這些傷痛和控訴。

此外,高市政府對大佐等軍銜的招魂,不僅映射出日本在軍事擴張上的野心,更可能隱含著否認侵略罪行、剝離歷史責任的圖謀。

語言本身是一種武器。改變名稱,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在篡改認知、篡改記憶,將既往的所作所為合法化、正當化。

中國從未原諒這個稱謂,因為從未忘記那段歷史。




深喉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美國《華爾街日報》上周六( 11月15日)報道指,美國電動車巨頭、由億萬富翁馬斯克(Elon Musk)領導的特斯拉 (Tesla)公司已決定在美國製造的車型中,在供應鏈上「去中國化」,停止使用中國製造的零件。特斯拉及其供應商已將部分中國製零件替換為其他地區生產的替代品,並計畫在未來1至2年內完成所有零件的「去中國化」。專家分析認為,意味中美貿易戰更激烈的對抗還沒來臨,企業正做好準備規避風險,擔心中美間的進一步「脫鉤斷鍊」;中美貿易戰休戰一年,只是給歐美企業緩衝期,加快調整供應鏈。

特斯拉及其供應商已將部分中國製零件替換為其他地區生產的替代品,並計畫未來1至2年內完成所有零件的「去中國化」。

特斯拉及其供應商已將部分中國製零件替換為其他地區生產的替代品,並計畫未來1至2年內完成所有零件的「去中國化」。

據報道,自新冠疫情擾亂供應鏈後,特斯拉便開始積極降低美國市場對中國製車零件的依賴,鼓勵中國供應商將部分零件移至墨西哥或其他地區生產。《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指,今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商品加徵高關稅後,特斯拉更進一步加快「去中國化」策略的速度。現時中國製造的汽車零件,包括芯片與電池。

據深圳衛視直新聞訪問特約評論員陳冰指,特斯拉是美國標誌性企業,對中美經貿與技術合作的橋樑亦具指標意義。在2025年第二季,特斯拉在美國電動車市場的佔有率是48.5%,而特斯拉在中國有大型車廠,汽車在中國市場銷售,馬斯克在中國是「座上賓」,其母Maye Musk也在中國是網紅級人物,在社交平台知名度頗高。

當特斯拉都要求北美的零件供應商要「去中國化」,並在1至2年內全面替換中國造零件,用其他地區生產的作為替化品,意味中美貿易戰更激烈的對抗還沒來臨,企業在為美國政府更極端的貿易政策做準備。

陳說,前幾日美國通用汽車也發出同樣的指令,要求零件供應商在2027年底前要「清除中國零件」,用美國本土或中國以外地區的零件,可看出美國汽車製造商,都在設法「去中國化」,最後期限就是2027年。

馬斯克領導的特斯拉未來一年在供應鏈上續「去中國化」,是為規避特朗普政府在美中期選舉後更激進的貿易政策?

馬斯克領導的特斯拉未來一年在供應鏈上續「去中國化」,是為規避特朗普政府在美中期選舉後更激進的貿易政策?

他認為,無論是特斯拉還是通用汽車,採取「去中國化」的策略,有2個原因:一是規避風險,擔心特朗普政府在2026年中期選舉後可能採取更激進的貿易政策,加大中美間的「脫鉤斷鍊」,要求「美國製造」回歸本土;二是美歐企業的「去中國化」正成一種「感覺而非理性」的趨勢,認為中美貿易戰休戰一年,是給歐美企業一個緩衝期,希望加快調整供應鏈,1年後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根據2024年統計,中國對美國出口的汽車零件總額約為130億到200億美元,約佔中國汽車零件出口總額的15.6%,出口的車零件包括車身零件、鋁合金輪圈、動力系統、底盤零件、輪胎、玻璃和電子電器,還有汽車芯片等,是一筆大生意。但現時汽車零件供應鏈的調整,對中美相關企業來說,似乎不可避免。 

但中美汽車零件供應鏈是市場作用下自然形成,花了20至30年時間,美國車企要在 1至2年內重組供應鏈,能夠實現嗎?陳冰認為,按常規,似乎是不太可能。特斯拉北美工廠的零件近一半由中國公司提供,其中20%由中國直接出口,剩下的30%由中國供應商在墨西哥的工廠提供。

不過,從美國對華產品的關稅稅率看,2024年4月後對汽車零件加徵25%的關稅,但今年中美貿易代表在吉隆坡談判後,美國對華進口產品的平均關稅稅率是47.6%,汽車零件進口額稅率可能更高一些,而增加的關稅多由美國公司和消費者承擔,對美國汽車製造商來說,成本暴漲30%到50%。為降低成本,美國汽車製造商自然要求零件供應商調整來源,從而加快了零件「去中國化」的進程。

特斯拉在中國電動車市場所佔的份額現已降至3.2% 。

特斯拉在中國電動車市場所佔的份額現已降至3.2% 。

另外,美國汽車製造商在中國的市場佔有率逐年下降,如通用汽車2024年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量降56.54%;特斯拉在中國電動車市場所佔的份額現已降至3.2% ,美國汽車製造商在中國市場的收益率下降,也成為零件供應鏈進行調整的原因之一。

所以,他認為,美國汽車製造商無法抵禦特朗普的關稅折騰,白宮總是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去中國化」是趨勢,中國汽車零件製造商要做好1至2年內失去美國市場的準備。

陳冰指,從特朗普1.0開始,中美以往相對穩定的貿易關係,變得顛簸起伏。中美貿易戰,影響全球貿易格局的變化。到特朗普2.0,從中美貿易戰打到全球貿易戰,把二戰後形成的貿易體系基本上打破,進入經貿格局重組階段。但如何重組,還是未知數。特朗普所謂的「G2」(中美兩國),被很多人看作是中美平等相待的標誌,實際上是美國爭霸的野心,把中國視為唯一對手。美國的「小院高牆」和歐盟的「去風險」,同樣要與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

他指,美歐一些國家把華為、中興設備從通訊網絡中強拆,就是帶敵意的行動,還有美歐日韓共同組成芯片聯盟,在先進芯片等科技領域限制中國。中美貿易休戰一年,特朗普政府與其他國家新簽貿易協議的辦法,既是為維護美國經濟穩定,也是因為無法獲勝而被迫妥協。

但中美間的地緣政治鬥爭才剛開始,中美關係複雜多變,對歐美企業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紐約時報》報道,一位美國商人說:「從長期來看,鑑於中美競爭關係,在中國生產和採購產品,對企業來說將帶來更大風險,儘管我們尚不清楚哪些國家將成為最理想的替代者」。

中方則多次強調,保護主義不是出路,濫加關稅沒有贏家。 「脫鉤斷鏈」斷的是機遇,「小院高牆」封的是自己。 應當堅持開放合作,以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來支撐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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