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人大釋法，總會招來反對派和部分市民的質疑，以為人大釋法好比洪水猛獸。尤其一些「半桶水」的年輕人，在缺乏深入認識一國兩制和了解香港歷史的背景下，容易受到偏頗的言論感染，與劣質傳媒同一陣線反對釋法，進一步刺激社會的對立情緒。因此，出於維護國家利益及糾正社會歪風的需要，筆者有必要逐點回應反對派及其他反對釋法人士的謬論。
根據基本法第158條，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於有關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條文在基本法的範圍內，人大有權就宣誓形式及內容等確認資格的條件作出清晰的定義。如果香港部分市民試圖反對或干預人大行使有關權力，等同無視基本法在香港的合法地位及其賦予的權力，才是破壞法治的舉動。
今次釋法，為宣誓行為作出原則性的定義，例如需要莊重、真誠及完整地讀出誓詞、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不予違反有關要求的候任議員另一次宣誓機會等，有助釐清今後宣誓要求及為法院判案提供指引，對以訴諸法律作為解決有關爭議的手段更為有利，符合法治精神。
事實上，人大只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任何有關議員資格的案件需要交到法院審理，而最終判決仍然由法官按既定的法律程序及有關法律條文決定。由於人大只是就法律提供釋義，而沒有試圖亦不能作出左右法官的判斷或干預法律程序的行為，因此不存在人大釋法影響司法獨立的理據。
這個是反對派典型的「杞人憂天說」。當中央政府作出使反對派不悅的決定，反對派便會指責中央政府權力過大，繼而表示擔心日後中央政府會再次出手，令港人的人權和自由收縮云云。說穿了，就是試圖誣陷當權者會不加節制地使用權力，將中央政府的形象妖魔化，製造社會不安和恐懼。
然而，回歸近二十年以來，中央只曾作出五次釋法，即是平均約四年進行一次釋法，反映中央政府不會因為憲法賦予的超然地位而濫權。而且，五次釋法的目的，都是出於照顧兩地的根本利益，減少因為有關條文的不足或漏洞而出現不穩定因素，例如解決居港權爭議，避免出現大規模移民。至於是次釋法，是阻止立法會成為荒唐胡鬧及宣揚港獨的政治場所，一方面保障立法會的莊嚴地位，一方面避免危害香港及國家安全。可見，釋法是善意的政治手段。
事實上，今次人大進行釋法是逼不得己。立法會候任議員在宣誓時提出分裂國家及侮辱華人的言論，明顯損害國家安全及廣大華人的利益在先。以釋法嚴肅回應，以正視聽，是無可奈何的被動手段。假如港人能夠安份守己，尊重及準確認識基本法，尤其認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則中央政府無需勞師動眾，忍痛作出富爭議性的釋法決定。因此，真正損害一國兩制的，是兩位水平甚低的候任議員及一群愚蠢無知的港獨支持者。
人大釋法的確增加監誓人權力，容許他們自行判斷宣誓是否有效，並可以拒絕宣誓無效者重新宣誓。但是，人大釋法同時交代有效宣誓的具體要求，令監誓人有法可依，有例可循，避免再次出現今次宣誓風波中，部分議員質疑立法會秘書長監誓的權力和其判決的場面，減少冗長而無謂的政治爭拗。
再者，監誓人手握生殺大權，其決定誓必引來社會注視。假如監誓人不按釋法的框架進行判定，將會引來各界嘩然，輕則承受輿論壓力，重則烏紗不保。因此，監誓人在判定宣誓是否有效時會小心翼翼，濫權的可能性極低。反之，應該擔心的是，監誓人會否因為避免面對輿論攻擊，在監誓時得過且過，讓不合法規的議員蒙混過關，使立法會形象和中港兩地利益受損。
面對日益壯大的分離勢力，國家機關不應該有所遲疑，在合法和合理的範圍內嚴加制止，防患未然。人大主動釋法，打擊及趕絕立法會內的港獨份子，才可避免這班害群之馬利用立法會的平台宣揚港獨，刺激更多港人加入港獨陣營和爭取國際支持。
主動撲滅港獨的勢頭，總比視若無睹為好。雖然反擊港獨，定必引來劣質傳媒的閒言閒語，但如果中央政府不聞不問，下場就是港獨思潮一發不可引拾，屆時即使積極迎戰亦為時已晚。現時的做法，反映港獨問題已經觸及國家安全和利益的底線，是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因而在打擊港獨上態度堅定，寸步不讓，使反對派有所警惕。
縱然港獨絕跡建制，肯定會演變為地下運動。但是，只要國家維持強硬的立場，不容分裂行為威脅香港及中國的安全，區區游、梁等人及一群烏合之眾不足以成氣候，其威脅亦遠比港獨派在議會內暢所欲言，鼓吹港獨為低。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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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經歷三場總統選舉辯論後，希拉莉一度在全國支持率上領先特朗普七至十二個百分點，但是，這個優勢在近期逐步收窄。根據主流媒體及各州民意調查，希拉莉的領先幅度已經收窄至百分三至四左右，其中，美國廣播公司的調查更加顯示，特朗普的支持度反超希拉莉。被美國傳媒封為「預測天才」的Nate Silver，在近日亦撰寫一篇題為<<Yes, Donald Trump Has A Path To Victory>>(對，特朗普仍有機會獲勝)的文章，認為假如希拉莉的全國支持率只是領先2%，將很大機會未能穩守部分傳統民主黨陣地，繼而特朗普便可以反敗為勝。
事實上，希拉莉是有大勝的本錢，而不是像現時的選情般驚濤駭浪，未到最後一刻仍然未知鹿死誰手。希拉莉從政三十年，除了擔任國會議員外，亦曾經出任國務卿，對公共政策認識有深入認識之餘，亦有豐富的外交經驗。此外，民望反彈的奧巴馬、近代最受歡迎總統之一的克林頓及一眾荷里活影視紅星願意為她站台，對選情應大有幫助。相反，特朗普從未出任任何公職，從政經驗和實績欠奉。即使是他引以為傲的商業世界，亦多番被媒體揭發名大於實。加上部分共和黨黨友，例如2012年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前美國副總統切尼等等，認為他狂妄的性格和挑釁的言論不適合出任總統而「背叛」他，令他腹背受敵，形勢不容樂觀。
可是，幾個月來的種種跡象顯示，握有一手好牌的希拉莉難以拉開與特朗普的差距。有人認為，希拉莉的電郵風波是其選舉形勢的一大隱憂，但是其對手特朗普接二連三地爆發歧視移民、敵視中東人和穆斯林信徒、羞辱女性、嘲笑傷健人士等醜聞，影響之巨、對形象傷害之深更勝希拉莉，因此，電郵風波不應該對希拉莉的選情有太大的打擊，亦更加反映希拉莉目前僅僅慘勝的情況顯得不正常。
美國長壽時事資訊節目<60 minutes>(60分鐘時事雜誌)在最新一集便訪問俄亥俄州的選民關於對今次大選氣份和兩位候選人的看法。當中，一群藍領工人表示，今屆總統選舉的最大問題，是兩位候選人只是互相攻擊人格和形象，而不是進行政策辯論或是真正關心人民。他們認為，昔日的美國夢，即是憑著一份工作便足以買屋買車、結婚生子、提早退休的理想生活已經一去不返，而希拉莉和特朗普都未能交待改善美國民眾生活質素的方法。按照其中一位選民的說法，要他們從民主黨或是共和黨的代表選擇一人，等於「在鐵達尼號上選座位」。
其實，由08年總統選舉至今，美國選舉的主調都是Change，希望出現一個有為能幹、大膽求變的總統，解決自2000年後美國各個長期積壓的問題，如抗撃恐怖主義成效不彰、政府與商界過從甚密、國會成為兩黨攻伐對抗的基地、種族衝突逐漸增加等等，而當中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一方面經濟發展緩慢，多數人民的生活質素較08年金融海嘯前差，一方面基層職位流失，造成貧富懸殊加劇和社會流動性減慢。奧巴馬能夠上台，正是他的競選口號和參選政綱能夠滿足渴望帶來改變的人。在這一點上，在選戰中不斷使用「穩定」一詞的希拉莉不但不及強調政治上重新洗牌、重新帶動工業發展的特朗普，甚至連主張財政資源公平分配，抑制華爾街金融霸權的黨內初選對手桑德斯亦猶有不及。
近日，美國廣播公司的招牌深夜節目<Jimmy Kimmel Live>邀請奧巴馬擔任嘉賓，並訪問他對希拉莉這位昔日對手和同事的看法。雖然奧巴馬對希拉莉稱讚有加，但亦指出希拉莉是「務實的人」，對於群眾要求一步登天的改變，希拉莉只可能「按步就班，逐少地帶來改變」。奧巴馬認為，這樣的領導風格「未必能吸引群眾的注意」。他的評價，無疑地是承認希拉莉在競選中的弱點，就是她難以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以順應選民的期望。
從競選經費的收集情況，將希拉莉視為難以帶來改變的領袖亦無可厚非。在個人捐獻方面，捐款數目最高的頭二十位人物中，有十九位是來自商界或金融界，包括專營娛樂事業的以色列裔富豪Haim Saban、知名對沖基金經理，福布斯富豪榜排名第五十位的James Simons與及金融大鱷索羅斯等人。在公司捐獻方面，希拉莉的所得捐款亦遠多於特朗普。其中，在農業及食物公司方而，希拉莉的所得捐款是特朗普的1.2倍。可見，希拉莉與商界及金融界人士關係非淺，無怪乎普遍群眾認為她不是一個可以徹底改變美國財政資源分配方式，而是傾向保護商人和大集團的領袖。
說遠一點，現時世界各個先進發達的地區，都是「經左社右」的政策理念當道。不論是飽受難民問題困擾的德國、恐襲陰霾揮之不去的法國，抑或是紛亂不堪的香港，普遍民眾都希望有左翼經濟政策和右翼社會政策，即是要求有能者和大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對有需要人士提供較多福利、收緊移民政策、排外傾向、較不願意與鄰近國家合作等等。醜聞連連，質素奇低的特朗普在這個階段仍然可以緊貼希拉莉不放，正是特朗普「社右」的主張。反之，希拉莉願意接納移民，在經濟上又不見得敢於與大財團抗衡以照顧基層需要，與現今政治主流背道而馳，正好解釋希拉莉為何在今場選舉中陷於苦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