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經歷三場總統選舉辯論後，希拉莉一度在全國支持率上領先特朗普七至十二個百分點，但是，這個優勢在近期逐步收窄。根據主流媒體及各州民意調查，希拉莉的領先幅度已經收窄至百分三至四左右，其中，美國廣播公司的調查更加顯示，特朗普的支持度反超希拉莉。被美國傳媒封為「預測天才」的Nate Silver，在近日亦撰寫一篇題為<<Yes, Donald Trump Has A Path To Victory>>(對，特朗普仍有機會獲勝)的文章，認為假如希拉莉的全國支持率只是領先2%，將很大機會未能穩守部分傳統民主黨陣地，繼而特朗普便可以反敗為勝。
事實上，希拉莉是有大勝的本錢，而不是像現時的選情般驚濤駭浪，未到最後一刻仍然未知鹿死誰手。希拉莉從政三十年，除了擔任國會議員外，亦曾經出任國務卿，對公共政策認識有深入認識之餘，亦有豐富的外交經驗。此外，民望反彈的奧巴馬、近代最受歡迎總統之一的克林頓及一眾荷里活影視紅星願意為她站台，對選情應大有幫助。相反，特朗普從未出任任何公職，從政經驗和實績欠奉。即使是他引以為傲的商業世界，亦多番被媒體揭發名大於實。加上部分共和黨黨友，例如2012年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前美國副總統切尼等等，認為他狂妄的性格和挑釁的言論不適合出任總統而「背叛」他，令他腹背受敵，形勢不容樂觀。
可是，幾個月來的種種跡象顯示，握有一手好牌的希拉莉難以拉開與特朗普的差距。有人認為，希拉莉的電郵風波是其選舉形勢的一大隱憂，但是其對手特朗普接二連三地爆發歧視移民、敵視中東人和穆斯林信徒、羞辱女性、嘲笑傷健人士等醜聞，影響之巨、對形象傷害之深更勝希拉莉，因此，電郵風波不應該對希拉莉的選情有太大的打擊，亦更加反映希拉莉目前僅僅慘勝的情況顯得不正常。
美國長壽時事資訊節目<60 minutes>(60分鐘時事雜誌)在最新一集便訪問俄亥俄州的選民關於對今次大選氣份和兩位候選人的看法。當中，一群藍領工人表示，今屆總統選舉的最大問題，是兩位候選人只是互相攻擊人格和形象，而不是進行政策辯論或是真正關心人民。他們認為，昔日的美國夢，即是憑著一份工作便足以買屋買車、結婚生子、提早退休的理想生活已經一去不返，而希拉莉和特朗普都未能交待改善美國民眾生活質素的方法。按照其中一位選民的說法，要他們從民主黨或是共和黨的代表選擇一人，等於「在鐵達尼號上選座位」。
其實，由08年總統選舉至今，美國選舉的主調都是Change，希望出現一個有為能幹、大膽求變的總統，解決自2000年後美國各個長期積壓的問題，如抗撃恐怖主義成效不彰、政府與商界過從甚密、國會成為兩黨攻伐對抗的基地、種族衝突逐漸增加等等，而當中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一方面經濟發展緩慢，多數人民的生活質素較08年金融海嘯前差，一方面基層職位流失，造成貧富懸殊加劇和社會流動性減慢。奧巴馬能夠上台，正是他的競選口號和參選政綱能夠滿足渴望帶來改變的人。在這一點上，在選戰中不斷使用「穩定」一詞的希拉莉不但不及強調政治上重新洗牌、重新帶動工業發展的特朗普，甚至連主張財政資源公平分配，抑制華爾街金融霸權的黨內初選對手桑德斯亦猶有不及。
近日，美國廣播公司的招牌深夜節目<Jimmy Kimmel Live>邀請奧巴馬擔任嘉賓，並訪問他對希拉莉這位昔日對手和同事的看法。雖然奧巴馬對希拉莉稱讚有加，但亦指出希拉莉是「務實的人」，對於群眾要求一步登天的改變，希拉莉只可能「按步就班，逐少地帶來改變」。奧巴馬認為，這樣的領導風格「未必能吸引群眾的注意」。他的評價，無疑地是承認希拉莉在競選中的弱點，就是她難以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以順應選民的期望。
從競選經費的收集情況，將希拉莉視為難以帶來改變的領袖亦無可厚非。在個人捐獻方面，捐款數目最高的頭二十位人物中，有十九位是來自商界或金融界，包括專營娛樂事業的以色列裔富豪Haim Saban、知名對沖基金經理，福布斯富豪榜排名第五十位的James Simons與及金融大鱷索羅斯等人。在公司捐獻方面，希拉莉的所得捐款亦遠多於特朗普。其中，在農業及食物公司方而，希拉莉的所得捐款是特朗普的1.2倍。可見，希拉莉與商界及金融界人士關係非淺，無怪乎普遍群眾認為她不是一個可以徹底改變美國財政資源分配方式，而是傾向保護商人和大集團的領袖。
說遠一點，現時世界各個先進發達的地區，都是「經左社右」的政策理念當道。不論是飽受難民問題困擾的德國、恐襲陰霾揮之不去的法國，抑或是紛亂不堪的香港，普遍民眾都希望有左翼經濟政策和右翼社會政策，即是要求有能者和大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對有需要人士提供較多福利、收緊移民政策、排外傾向、較不願意與鄰近國家合作等等。醜聞連連，質素奇低的特朗普在這個階段仍然可以緊貼希拉莉不放，正是特朗普「社右」的主張。反之，希拉莉願意接納移民，在經濟上又不見得敢於與大財團抗衡以照顧基層需要，與現今政治主流背道而馳，正好解釋希拉莉為何在今場選舉中陷於苦戰。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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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爾特上任以來，毫不掩飾對美國的厭惡。例如上任後因大肆清洗毒販而遭到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批評侵犯人權，杜特爾特便公開反駁，指「菲律賓不是任何國家的附庸，我們早就不是美國殖民地」，使美菲兩國關係轉差的事實放上檯面。此外，杜特爾特多次在公開場合抨擊奧巴馬和暗諷美國甚少支援菲律賓，令兩國關係愈趨惡化。直至近日，杜特爾特表示要在外交政策上與美國分道揚鑣，並要求美方兩年內全面撤軍，明顯是要疏遠美國，減少美國在菲律賓的影響力。
相反，杜特爾特近來對中方釋出友善的姿態。在本月國事訪問前，杜特爾特接受中國傳媒專訪，期間大讚中國是「友善的國家」，「不會欺侮其他人」，又感謝中國配合菲方的反毒政策，協助菲國設立戒毒所。其後，中菲兩國就貿易和投資等方面達成多項共識，增強兩國的經濟合作關係，一改此前因南海仲裁案造成的緊張氣氛。杜特爾特毫不諱言地表示，今後將會「繼續向中國靠攏」。在減弱美國對菲律賓的影響後，杜特爾特成功找到中國和俄羅斯作為合作對象。
對於「棄美親中」的外交策略，政壇中人和國際關係研究員持不同意見。反對的一方認為，菲國長期以來與美國保持緊密關係，在軍事和經濟上不時合作。現時南海爭議升溫，美菲兩國更加需要互相依賴以制衡中國。支持的一方則認為，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是時間問題。加強與中方合作，是早著先機，順應形勢。
不過，不論抱持何種想法，都是透過外交角度，計算菲方「棄美親中」的得失。但是，杜特爾特以至整個外交團隊，不可能只是著眼外交利益而制訂相應外交政策，外交利益只是「棄美親中」其中一個因素。部分人士分析的缺陷，是沒有從內政的角度，分析和理解杜特爾特的外交策略。
雖然菲律賓是民主國家，但選舉結果絕不「民主」，因為長期以來，政府的高層位置都由世家大族所壟斷。例如二千年後上任的阿羅約夫人，便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出任總統的馬卡帕加爾之女兒；上任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是馬可斯時代反對派領袖阿基諾二世的兒子，其母阿基諾夫人亦曾經在80年代擔任菲國總統。據統計，過去十四任總統中，有十二人有親戚關係。時至今日，菲律賓全國約有160個政治大族，在國會中的議席比例超過七成。因此，菲律賓國內有句名言形容每場選舉，就是「不談政綱，只看家族」，以諷刺菲國政壇封建保守的情況。
這些世家大族長期以來壟斷政治地位，又與美國一直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可以看出雙方已經建立互惠互利的關係。自菲律賓成為殖民地以來，大族不斷累積經濟和土地優勢，早已造成菲國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大族長期把持政治，勢力和社會地位持續擴張，使政策更加傾向顧及特權人士的利益，難以惠及普羅大眾。因此，菲律賓自三十年代起出現共產革命，透過軍事手段嘗試推翻代表大族利益的政府。這些世家大族便利用與美國的合作關係，由美國支持菲律賓的軍事，保障國內的政治穩定，避免大族的利益受到菲律賓共產黨的挑戰而造成損害。作為「回禮」，不論哪個大族取得政權，菲律賓都要緊密跟隨美國的外交政策，以維護美國在亞洲及南海的利益。
上任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一直以來針對中國，正是作為外交棋子，為美國爭取利益的表現。例如在2011年，阿基諾三世威嚇中國，表示會在與中國有主權爭議的南海領域派出軍隊加以保護，及後旋即向美國購入軍艦，以加強和展示軍事實力；2013年，他向中方提出以仲裁方式解決南海爭議，希望利用國際輿論壓力逼使中國屈服；至2016年，由於中國逐步確立在南海的陣地，他公開呼籲美國介入，甚至提出美國有義務「在南海採取軍事行動」，以阻止中國。
然而，阿基諾三世刻意與中國交惡，並不符合菲國的利益。一來，前任總統阿羅約夫人在位期間積極與中國修好，簽訂多項經濟合作協議。阿基諾三世反其道而行，等同白白浪費過去的努力。二來，中菲關係緊張，令中方減少在菲律賓的投資及農產品貿易，使菲國低下階層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可見，阿基諾三世的外交政策不完全是為了菲國的利益，而是配合美國重返亞太、牽制中國的外交方針。正如菲律賓前教育部副部長瓦爾德斯所言，南海仲裁案「唯一受益者絕對不是菲律賓，而是美國，他們是為了反對中國而做的」。阿基諾三世的所作所為，是出於對美國有利的前提，而針對和制衡中國正是符合美國近年的根本利益。由大族把持的菲律賓政府，只是保障美國好處的代理人。
雖然杜特爾特出身自政治世家，父親曾經是省長，他本人亦長年擔任達沃市市長。但是，他的家庭並不算是菲律賓的大族。某程度上，杜特爾特可以脫穎而出，榮登總統，除了因為反毒意志堅定，更重要是他是一眾候選人中，與大族或地方勢力最沒有關係的候選人。沒有大族背景的杜特爾特成功「跑出」，對於一眾大族而言自然是一大威脅。
上任沒有大族背景的前總統艾斯特拉達，在任內被控告貪污而被逼下台，未能完成六年總統任期。有前車之鑑，杜特爾特明白自身位置毫不穩定，加上推動政策必然觸及社會部分既得利益者的神經，杜特爾特需要強而有力的後盾作為支持，才可讓他完成任期，實現政治理想，而不是成為另一個被逼離任的失敗者。
由於不是大族出身，杜特爾特沒有與美國合作的習慣和經驗，加上歷史、感情等因素，杜特爾特絕不可能選擇與美國同流合污。然而，不與美國合作，又不是大族出身，維持政權的穩定性將是一大難題。面對岌岌可危的國內政治形勢，最有效穩定政權的方法，就是一方面推動經濟發展，改善大眾的生活質素，另一方面與美國實力相當的國家改善關係，作為外交及政治上的支持者。因此，向富有的中國和與美國為敵的俄羅斯靠攏自然是杜特爾特的唯一可行選擇。正如他本人所言，「中國比較有錢，美國沒錢」，杜特爾特與中國交好，就是明白與中國合作，既可解決國內政治和經濟需要，又可填補因疏遠美國而引起的問題。
因此，杜特爾特一反菲國傳統「棄美親中」，其實可以視為菲國「新舊代理人」之爭。杜特爾特為了維持政權穩定，引進中、俄作為後盾，使菲國成為兩國的代理人，在外交事務上與美國割蓆，減低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這種新興的政治勢力，嘗試回應及挑戰固有，即由美國及其代理菲律賓大族組成的政治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