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一邦博士工程師 亞洲聯合基建行政總裁
隨著建造業議會（CIC）宣佈 2026 年為「人工智能年」，標誌著行業正由「建造業 2.0」邁向更AI化的 3.0 時代。回顧這段歷程，必須提到發展局在多年大力推動的建築科技（ConTech）。坦白說，當初我曾抱著懷疑的態度，心想：「這會不會又是空談？講完之後大家真的會做嗎？」
但事實證明，這些年間行業的確經歷了一場「文化革新」。政府部門由以往給人「守舊」的刻板印象，轉變為願意主動擁抱新科技，並透過創新資助帶領業界走向革新。由建築信息模擬技術（BIM）、智慧工地安全系統（SSSS）、組裝合成法（MiC），到現時嶄新的無人機與機械人應用，這些改變是實實在在發生的。近日，由土木工程拓展署（CEDD）牽頭、俊和負責承建的「粉嶺北新發展區第一階段—粉嶺繞道東段（合約編號 ND/2019/04）」屢獲業界肯定，正是這股浪潮下的見證。
粉嶺繞道東段：在合約框架中開闢創新之路
粉嶺繞道東段是打通北部都會區交通脈絡的關鍵節點。項目團隊大膽採用了多項「全球首次」及「全港之最」的應用，包括全球首個 S960 超高強度鋼材行人天橋、全港首個國際級極限滑板場等，以及全港載重量最大的 MiC（組裝合成）升降機。
這次成功是CEDD、AECOM、理工大學及俊和多方合作的成果，缺一不可。我必須特別指出：如果沒有 CEDD 的積極推動，這一切根本難以發生。為甚麼？因為工程合約本質上是「保守」的，基於人命安全、環保等考量，合約往往傾向採用「Well-proven（經充分驗證）」的技術與材料，這與「創新」本質上是存在分歧矛盾的。然而，CEDD展現了具前瞻性的擔當與魄力，他們在充分掌握風險分析、並有足夠數據支持的前提下，勇於突破傳統框架，選擇了創新的路，才讓S960的技術得以落地。
創新背後有代價 望社會予「容錯空間」
我們在讚賞成果的同時，必須帶出一個重要的訊息：嘗試創新背後，必定伴隨著風險。引進新技術到香港，如果效果不好怎麼辦？失敗了怎麼辦？更何況創新往往意味著初期可能要「花多了錢、用多了時間」。然而，如果社會不給予政府和業界空間去嘗試，不容許新嘗試中的挫敗，那麼成功的例子就永遠不會發生。我們不能只看結果的風光，而忽略了背後無數次嘗試與修正的過程。社會大眾需要給予試錯的空間，接納創新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變數，行業才會有真正的進步。
創新一途的承先啟後
S960 的應用是一個硬技術的突破，而軟實力的提升同樣關鍵。令人鼓舞的是，政府部門在推動數碼化上亦展現了敢於創新的決心。以渠務署（DSD）為例，他們正推行一個中央管理平台，致力實現業主、顧問與承建商「幾家人」在同一平台上進行真正的無紙化溝通。這與我們開發 Mattex 平台背後的理念一致：要追求的不止是單純將文件「Scan 入電腦」，而是革新管理流程，提升效率。
由 S960 到無紙化，以至更廣泛的AI 應用，「創新」無疑就是行業的未來。我們將延續粉嶺繞道項目的精神，敢於將新構思融入工程細節，與行業一同走向創新新篇章。至於未來，如何由現在的基礎過渡到AI 大時代，利用人工智能重塑建造業，這將是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議題。
彭一邦 博士工程師太平紳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彭一邦博士工程師 亞洲聯合基建行政總裁
大埔大火造成多人死傷、居民頓失家園，令所有人都深感痛心。行政長官於災後提到，香港的工程監管，本來就有一部分是「依賴專業人員履行其專業責任」。作為建造業一員，此話道出了當前業界的痛點，能進入地盤工作的人員，必定受過專業訓練。我們應從今次悲劇中汲取教訓，反思香港如何能夠在安全文化與專業責任方面向前邁進。
我們正在培養怎樣的業界文化？
問題癥結往往不在單一事件，而是在於我們日常運作中，究竟在培養怎樣的文化？
從小型事故到致命意外，那些罔顧人命、偷工減料的工程公司固然可惡，但現行制度多數只聚焦於公司或高管層面的問責——輕微事故僅控告公司或予以停牌；重大事故則讓數名「代表人物」承受輿論和法律壓力，卻鮮少精準追究具體崗位的個人責任。這種失衡不僅忽略了釐清每個崗位的具體責任，更因一向小過不究、欠缺個人問責的慣例，而令各層級人員容易養成欠缺專業自覺、掉以輕心的工作態度。
業界角色與責任的重新定位
真正的專業，絕非止於「文件過關」的形式主義和表面功夫，而是要求每一位參與者——包括工人、科文、老總、註冊承建商、結構工程師、檢測機構、顧問、分包商，乃至老闆——都清楚自己在項目中的職責，並願意為自己簽名的文件、作出的判斷承擔後果。要知道，一個地盤動輒涉及數百上千人，理應各司其職，所以問題不是要否問責管理層，而是不能「只」追究一兩個代表人物，而其他關鍵崗位則處於「有責難追」的灰色地帶。
就如在巴士肇事案中，如果意外造成傷亡，法律除了追究巴士公司的制度及管理責任，亦會具體追究司機本人的刑責（如停牌、判刑等）；反觀建造業卻缺乏相應的個人責任框架，令失職者難以被精準懲處。矛盾的是，我們一方面追求「拆牆鬆綁」、精簡程序，另一方面，每當發生事故，就傾向疊加監管及審批要求，令營運和管理成本持續上升。制度當然需要持續完善，但若有心人刻意走捷徑或選擇對錯誤視而不見，再完善的制度也會失守。
監管與源頭責任制度化
政府與承建商均無法全天候監控每個獨立個體的操守，單純增加巡查與程序，對業界是沉重負擔且效果有限。要真正減少事故，必須從源頭對症下藥，讓每一位「專業」人員的責任更清晰，並可被制度支援和落實。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現行制度。日本透過勞工安全法例及「業務上過失」機制，若負責地盤整體管理的項目經理或負責區域管理的科文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疏於安全防護而致使工人死傷，有關「個人」可以被直接追究刑事責任，而非只針對公司。因此即使日本的工地事故率與香港相約，在整體管理和前線管理皆有個人問責的機制下，工地所須的監管資源和成本卻更少。而不少歐美國家亦有相對明確的個人責任框架，一旦發生嚴重工業意外，除了公司層面的責任外，具體決策者及現場涉事人員等，都有機會被獨立檢控。透過清晰、可預期的責任機制，令各人員在日常運作中保持高度專業和自律。
反觀香港現行機制，實行的是「承建商／分包商＋顧問公司＋政府」三層監管，實際操作上卻欠缺法律制度去分配個人責任。當承建商對個別人員失職不滿，往往只能解僱或列入黑名單，惟涉事者轉身便可在其他地盤工作，難以透過制度針對其個人行為問責，變相建立了一種不負責任的文化，容易出現「無法追究真正出事者」的情況。更甚的是，這種三方重疊的監管制度非但不能提升安全效益，反而持續推高業界的人力資源與時間成本。
以某地盤個案為例，當時地盤 CCTV 拍到一名天秤手進行危險的操作，公司果斷解僱該名員工，並嘗試透過官方渠道將工人「除牌」，以防止其另覓工地重複同樣行為。然而，在現行制度下，卻缺乏清晰可行的機制去處理「針對個人行為」的投訴，最終承建商反被指「監管不力」及被「加強巡查」，事件變成「投訴人變被告」。
推動制度性改變，建立可持續的安全和專業文化
我們期望見到制度性改革，把「個人責任」制度化，令出事時「有據可依，有法可執」，清晰問責每一個決策與執行環節的責任人。當業內人人都知道自己可以被問責、亦願意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負責任的安全文化與專業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