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20年建不成一條鐵路線 前總理朔爾茨嘆：中國如今是「工程師之國」而我們變「律師之國」

4月30日，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學年閉幕論壇上，德國前總理朔爾茨與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丹尼爾·齊布拉特教授對談。當齊布拉特問及德國民眾對經濟增長緩慢感到氣餒時，朔爾茨將話題轉向中國。他說：「中國如同19世紀的美國和德國，如今是一個『工程師之國』，而我們現在成了『律師之國』。」「我自己就是律師，但我認為，我們必須找到辦法，在不突破法治框架的前提下，把辦事效率提上來。」

朔爾茨引用作家Dan Wang在《Breakneck》一書中的觀點，將中國比作19世紀的美國和德國——一個靠鋼鐵、鐵路和工業化狂飆突進的時代。隨後朔爾茨說：「我們沒法向民眾解釋清楚，為什麼別的國家能用20年建成全國鐵路網，而我們20年連一條通勤線路都修不起來。」 這是德國前總理的公開自省。他點出了德國之痛。

德國真的修不起一條通勤線路嗎？不是技術問題，是制度問題。德國最具代表性的基建項目「斯圖加特21」，可以被寫進德國病歷的第一頁。該項目構思於1994年，2010年才真正開工。即係話一個德國人從中一等到孩子都上中學了，工地才剛剛挖坑。到現在，這個項目已經修了15年。其開通日期從原定的2019年推遲到2026年12月，再推遲到不知何時。德鐵新任首席執行官伊芙琳·帕拉在2025年底宣布，由於數字基礎設施的技術問題，開通日期「無限期延遲」。

「斯圖加特21」最初的預算是25億歐元。如今，這個數字已經飆升到超過115億歐元，增幅超過350%。車站沒修好，斯圖加特市中心倒是變成了一個永恆的建築工地。這不僅僅是一個項目的失敗，更是德國基礎設施整體衰退的縮影——從搖搖欲墜的橋樑到覆蓋不全的互聯網，再到準點率跌至令人震驚的德鐵。德國交通部長施奈德在2026年3月警告，德鐵2025年稅後虧損達23億歐元，長途列車誤點問題「可能造成民主危機」。

現任總理默茨的執政聯盟在2025年上台僅6個月，就深陷內鬥升溫、政策停頓與民調下滑的困境。即使是2025年4月通過的5000億歐元特別基金，面對龐大的基建黑洞，也顯得杯水車薪。

反觀中國，用同樣的20年做了什麼？2008年，中國第一條高鐵京津城際才剛開通。2025年12月26日，隨著西安至延安高鐵開通，中國高鐵運營里程突破5萬公里。5萬公里是什麼概念？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高鐵營業里程的總和。5萬公里高鐵網覆蓋了97%的城區人口50萬以上城市，承擔了中國鐵路80%的旅客發送量、69%的旅客周轉量。「八縱八橫」高鐵網已經讓500公里半徑內實現1至2小時交通圈，1000公里跨區域城市間4小時通達，2000公里跨區域城市間「朝發夕至」。CR450動車組進入了試驗驗證階段，跑出了相對交會時速896公里的新紀錄。

朔爾茨說「20年連一條通勤線路都修不起來」，而中國用20年修成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高鐵網。兩組數據擺在一起，差距不用過多解釋。

從朔爾茨這番「自省」，可見他知道德國出了什麼問題，也知道中國做對了什麼。他甚至知道德國需要改革。一個能說出「工程師之國」與「律師之國」這種對比的人，不可能看不到病況。但為什麼他在任時，既沒有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也無力推動德國改變？直接的原因是他管不住，德國的權力不在總理一個人手裡。地方政府的否決權、環保組織的訴訟、工會的談判、憲法法院的裁決，每一個環節都可以讓一個基建項目停擺十年。再加上他執政時是三黨聯合政府，綠黨要環保，自民黨要財政紀律，社民黨要勞工權益，朔爾茨夾在中間，任何實質性改革都會被各方撕碎。

他在任時，德國將中國定義為「制度性競爭對手」，在對華電動車關稅問題上搖擺不定，對俄羅斯能源斷供手足無措。他不是看不清楚路，而是他根本握不穩方向盤。

朔爾茨的繼任者默茨也沒有更好。上台僅6個月，執政聯盟就已深陷內鬥升溫與民調下滑，66%的受訪者對政府工作不滿。德國的「債務剎車」憲法條款限制了政府舉債空間，2025年好不容易修改規則設立5000億歐元基金，但還要面對繁瑣的審批流程。

德國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指出，德國對華政策正在走向一條「兼顧經濟務實與提升國安風險意識的崎嶇道路」。在美國的壓力和中國的市場之間反覆搖擺，哪一邊都站不穩。

朔爾茨離任後能說出這番話，恰恰說明他很清醒。但在那個位置上，誰也動不了這個盤根錯節的利益格局。

德國從「工程師之國」變為「律師之國」，並非因為德國人不會造東西了，而是因為造東西的人要聽律師的話。任何一個基建項目，在動工之前都要經歷無數輪法律訴訟、環境評估、公眾諮詢。當地居民可以起訴，環保組織可以起訴，競爭對手也可以起訴。每一個利益相關方都有機會讓項目停下來。這種制度設計在法治層面或者完美無缺，但在執行層面，它讓任何大規模建設都變得幾乎不可能。

與此同時，就在德國為一條鐵路糾結20年的同一時期，中國卻在相同的時間維度裡，建成了一個又一個足以讓全世界側目的超級工程。從港珠澳大橋到北京大興機場，從5G基站覆蓋全國到高鐵網絡橫貫東西，支撐這些成就的，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治理邏輯——在確定戰略方向後，上下同欲、令行禁止地將藍圖變成現實。

簡單總結，幾點觀察。 第一，一個國家的制度優勢，最終會映射在基礎設施和技術創新的進度條上。德國用30年規劃、15年施工、成本超支350%還修不完一個火車站；中國用不到20年建成5萬公里高鐵網。這是效率的比拼。當一個社會的每一個決策都要經過無數次法律審查和利益博弈時，集體行動就變成了一種奢侈品。中國的制度設計在執行效率和戰略定力上的優勢，在長週期的大規模建設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第二，「律師之國」與「工程師之國」的區別，本質上是兩種社會資源配置方式的區別。一個社會把最聰明的大腦送進法學院，另一個把最聰明的大腦送進工科院校。前者擅長分配存量，後者擅長創造增量。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今天，創造增量比分配存量重要得多。

第三，德國政治制度的困境在於：它是一個為「防止壞決策」而設計的體系，但在當下，它已經陷入「無法做任何決策」的泥潭。朔爾茨說「必須找到辦法，在不突破法治框架的前提下把辦事效率提上來」，問題是這個「辦法」在現有框架下根本不存在。德國的聯盟黨與社民黨在2025年4月達成執政協議後，僅兩個月就開始內鬥；默茨上台半年，66%的民眾不滿。這種不穩定的政局讓任何長期規劃都難以落地。德國的高鐵技術體系成熟，但一個數字信號系統的審批就能讓整條線路延期數年。

第四，全球格局的深刻變化，不僅體現在中美競爭的表層，更體現在發展模式與制度能力的深層較量上。

東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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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中國商務部發布了一份僅有九字核心指令的公告——「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這份針對美國將五家中國企業列入涉伊朗石油制裁SDN清單的「阻斷禁令」，看似是一紙法律文書，實則是一記精準打向美國制裁體系軟肋的「非對稱殺手鐧」。它標誌著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已從關稅、科技等「硬對抗」領域，深入到了法律、金融與規則制定的「無形戰場」。

首先看看美國「長臂管轄」的威力，不在於華盛頓能親自切斷每一筆交易，而在於其構建了一套高效的「壓力傳導機制」。通過美元清算體系和全球金融網絡，美國只需將目標企業列入SDN清單，便能迫使全球的銀行、保險公司、航運企業因恐懼合規風險而主動斷絕與被制裁對象的業務。這是一種「美國列名，全球跟隨」的低成本精準打擊。

中國的「阻斷禁令」的戰術精妙之處在於，它沒有直接攻擊美國政府，而是改變了這場博弈的底層成本計算。它依據《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在中國法律秩序內直接否定了美國相關制裁措施的效力。更重要的是，該辦法第九條規定，若任何個人或組織因遵守被阻斷的外國法律而侵害中國主體合法權益，受損方有權在中國法院提起訴訟並要求賠償。

這意味著，對於跨國銀行或航運公司而言，局面徹底改變了。過去，面對SDN清單，它們只需計算美國的合規風險，最安全的選擇是立即終止服務。現在，它們必須同時權衡另一種風險：如果僅以「遵守美國制裁」為由，單方面中止與中國被制裁企業的合同，從而造成損失，它們很可能在中國面臨巨額民事賠償訴訟。美國的制裁壓力，不再是它們可以無成本轉嫁的「免責金牌」。制裁的成本，從中國企業單方面承受，變成了由試圖執行制裁的第三方與中國企業共同分擔，甚至可能反向傳導至制裁發起方。

這件「殺手鐧」的第二重厲害之處，在於其打擊目標的精準性。它瞄準的不是美國制裁的「大腦」（決策機構），而是其賴以運行的「神經網絡」與「末梢循環」——即那些在全球商業活動中扮演關鍵中介角色的第三方實體。

以被制裁的中國煉化企業為例，其真正的困境往往不是無法生產，而是可能因失去金融結算、貨運保險、船舶租賃等服務而陷入「商業孤島」狀態。「阻斷禁令」的作用，正是為這些中國企業在國內構築一道「法律防火牆」，保護其在中國境內的人民幣融資、供應鏈合作與司法救濟渠道。它向所有在華經營或與中國有密切業務往來的跨國公司發出明確信號：在中國法域內，不能將外國的不當域外制裁作為損害中國主體權益的當然理由。

這實質上是在迫使全球商業網絡中的關鍵節點——那些既不想得罪美國、又無法放棄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進行痛苦的「站隊」計算。它們不能再機械地執行華盛頓的指令，而必須在「失去美元通道」的風險與「失去中國市場並面臨中國法律訴訟」的風險之間做出抉擇。這無疑極大地增加了美國制裁體系的執行摩擦力與不確定性，將其從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武器，變成了可能引發複雜法律衝突和商業反噬的「雙刃劍」。

其他國家能否對美國的長臂管轄呢？難，因為能夠或者夠膽出一這招的國家，全球來看，可能也只有中國有實力和有魄力這樣做。任何法律工具的效力，最終都依託於背後的國家實力。中國「阻斷禁令」之所以能成為有效的「殺手鐧」，根本原因在於其背後有強大的實體經濟、完整的產業鏈和巨大的市場規模作為支撐。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最重要的製造業中心和最具增長潛力的消費市場之一。對於許多跨國公司而言，中國市場的份額與營收是其全球戰略的基石。當遵守美國制裁可能意味著在中國面臨法律風險、商業損失甚至市場准入障礙時，其決策天平必然發生傾斜。這與貿易戰的邏輯一脈相承：中國的反制之所以有效，是通過對等工具將美國的單邊施壓轉化為美國企業、供應鏈和消費者必須承受的現實成本。

「阻斷禁令」將這一邏輯延伸至金融與法律領域。它表明，中國不僅能在貨物貿易領域進行反制，也開始系統性地運用國內法律與市場槓桿，來對抗美國在金融合規等非貨物貿易領域的霸權。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發展、中國金融市場的持續開放，都在為這類法律工具提供越來越堅實的基礎設施支持。

首份「阻斷禁令」的發布，意味著中美大國競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硬實力的直接較量，逐步深入到軟實力與制度力的規則博弈。它標誌著中國的反制裁體系從「制度儲備」走向「實際運轉」，從被動防禦轉向主動塑造。

這件「非熱兵器」的厲害之處，不在於其能瞬間摧毀什麼，而在於它能系統性地改變遊戲規則，增加對手使用其慣用武器的成本與複雜度。它未必能讓美國立刻放棄制裁，但能讓每一次制裁的出台，都必須更慎重地計算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與反向衝擊。對於志在維護自身發展權益、挑戰單邊主義霸權的中國而言，這無疑是在複雜戰略博弈中攻守兼備的關鍵一步。

未來的大國角力，將越來越多地體現在這種塑造規則、定義合規、影響全球商業預期的無形戰場之上。中國的「阻斷禁令」，正是在這個新戰場上擲下的一枚重磅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