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北斗萬億產業成形，香港為何仍在「銀河系」外徘徊？
當內地14億部手機、22億台終端設備早已默默「仰望」北斗，一個產值突破6000億元人民幣的時空產業帝國悄然成形時，香港這座以「智慧城市」為目標的國際都會，卻似乎仍在北斗的應用版圖之外。更諷刺的是，當高德地圖憑藉北斗技術在台灣爆紅，連對岸民眾都開始享受「綠波導航」的便利時，香港市民的手機屏幕裡，依然默認著那個功能有限、數據遲緩的舊時代產物。最弔詭的一幕莫過於此：香港可能即將誕生首位進入中國空間站的航天員，但這座城市的市民和基建，卻仍未全面對接中國自家的北斗導航系統。筆者認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選擇問題，而是一個關乎城市命脈與國家安全的戰略盲點。
能上天，卻未能「落地」？
國家「十五五」規劃將香港的定位從過去的「融入」提升為「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香港正透過推行首份專屬的「五年規劃」，發揮「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角色，以國際化優勢助力國家培育新質生產力及高質量發展。
而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信號剛剛出現：神舟二十三號載人飛行任務標識中，出現了香港市花洋紫荊圖案，引發外界猜測飛行乘組或將有來自香港的航天員。若然成真，這將是「一國兩制」下香港深度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的歷史性突破。
然而，正是這個「即將上天」的榮耀時刻，映照出一個尷尬的現實：當香港的精英有機會在太空站操作國家最尖端的科技系統時，香港的地面卻仍停留在依賴他國導航系統的「舊時代」。北斗系統早已完成全球組網，信號完美覆蓋香港，為何我們在「仰望星空」的同時，卻不願讓腳下的土地「落地」對接北斗？筆者認為，這種「能上天卻未落地」的荒誕錯位，恰恰折射出香港長期以來在技術路徑選擇上的慣性怠惰與戰略短視。
Google Maps的時代，該翻篇了
要理解這種錯位的荒誕，不妨看看一個生動的對比。香港人至今高度依賴Google Maps，這個誕生於美國矽谷的產品，無疑曾是地圖服務的標杆。但它本質上是上一個時代的產物——一個以「找路」為核心、以西方數據生態為基礎的封閉系統。
而中國的高德地圖，配合北斗高精度定位，早已將地圖應用從「導航工具」進化為「時空操作系統」。在細節控制和生活服務整合上，高德堪稱「微觀之王」：透過AI算力與實時交管數據，它能精確顯示全國數百座城市的紅綠燈倒數秒數，甚至提供「綠波建議」——告訴你開多快能一路綠燈暢行。這些功能，Google Maps完全做不到。
最具說服力的，或許是高德地圖在台灣的爆紅。不少台灣用戶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用高德導航在大陸自駕遊的精準與便利遠超預期，甚至開始呼籲高德推出台灣離線地圖。一個整合了北斗能力的中國地圖應用，憑藉技術實力跨越政治藩籬，征服了原本使用Google Maps的市場——筆者認為，這本身就是北斗生態體系強大競爭力的最佳證明，也是對「西方技術永遠領先」這一迷思的有力反駁。
反觀香港，一河之隔，卻仍停留在Google Maps的時代。不是因為它更好，而是因為習慣、慣性，以及對國家技術生態的疏離。
從「中國版GPS」到數字經濟底座
根據最新發佈的《2026中國北斗時空產業發展白皮書》，北斗早已不再是那個努力追趕的「備胎」。2025年，衛星導航產業總產值達6290億元，融合遙感、地理信息、通信後的整個時空產業總產值更突破1.33萬億元。最關鍵的轉變在於，北斗的角色變了。它不再只是一個導航工具，而是滲透進5G、人工智能、自動駕駛、低空經濟等領域，成為支撐整個數字社會運行的「底層基礎設施」。高德地圖的「綠波導航」，正是北斗與AI、大數據深度融合的縮影——沒有精準的時空基準，這一切無從談起。
從芯片、模組到終端服務，中國建立了完整的北斗產業鏈，兼容型芯片出貨量以億計。在海外的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北斗已在港口調度、智慧農業、災害監測等場景落地。當一個系統強大到足以定義時空基準，甚至讓對岸民眾也為其應用點讚時，香港的缺席便格外刺眼。
香港的「時空依賴」隱患
反觀香港，地圖導航、物流配送、金融交易、電訊網絡的時間同步，高度依賴美國的GPS系統。筆者認為，這種依賴，在和平時期看似方便高效，但在大國博弈日趨激烈的當下，無異於將城市的神經中樞，寄託在他人的系統之上。
黎巴嫩的慘痛教訓，為這種依賴敲響了最刺耳的警鐘。2024年9月，黎巴嫩真主黨成員使用的傳呼機和對講機發生集體連環爆炸，造成數百人重傷。事後披露的細節令人不寒而慄：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早在2015年，就將埋有炸藥的對講機運入黎巴嫩，其後更開發出爆炸裝置隱蔽到連X光都無法察覺的傳呼機，並藉此進行長期監聽。
這是以色列將通訊設備武器化的極端案例。它揭示了一個冰冷的現實：當一個地區的通訊、定位等關鍵設備和系統的供應鏈被外部勢力主導時，對方不僅可以讓你「失明」，更可以通過後門、預置裝置，製造物理層面的傷害。筆者認為，今天對講機可以被遙控引爆，明天當極端情況發生，一個高度依賴外部導航系統的城市，其物流車隊、緊急救援、關鍵基建的授時與調度，是否會被瞬間「斷訊」或「誤導」？答案恐怕不令人樂觀。
為什麼香港沒能用上北斗？
香港並非沒有機會。從技術上看，北斗三號系統的信號已全球覆蓋，香港完全處於優質服務區內。之所以未能普及，背後是複雜的產業慣性、認知偏差和制度壁壘。
首先，香港長期以來在技術標準和設備採購上，自然傾向沿用西方的成熟系統。從汽車導航儀到手機芯片，GPS多年來是「出廠預設」的唯一選項。市場缺乏推動北斗應用的誘因，大眾甚至不知自己的手機是否已支持北斗——事實上，內地98%的新款手機都支持，但香港市面上的行貨手機，北斗功能往往未被前線銷售和應用開發者主動激活與運用。Google Maps在香港的壟斷性使用習慣，進一步固化了這一認知：人們以為地圖服務只有這一種形態，不知道高德地圖背後所代表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更先進的技術生態。
其次，香港缺乏能夠消化北斗技術、並將其轉化為本地化應用的產業生態。北斗不只是位置服務，它涉及高精度定位、短報文通訊等特色功能，能在惡劣天氣或無移動信號的海上、郊野提供獨特的應急通訊價值——這對多山、臨海的香港尤為關鍵。但由於沒有從芯片、模組到系統集成的本土產業鏈，這些潛能處於休眠狀態。試想，如果香港能推動高德地圖或其他北斗應用開發者，針對香港複雜的高架橋、隧道、郊野路徑進行本地化適配，市民的出行體驗將有質的飛躍。
更深層次看，這反映了一種將技術「去政治化」的慣性思維。很多人視GPS和Google Maps為純粹的商業工具，選擇它們只是出於性能與成本的考量，卻忽略了在非常時期，技術、標準與供應鏈本身就是戰略武器。筆者認為，黎巴嫩的爆炸案已清楚表明，民用通訊設備都可以被植入炸藥並遠程遙控，定位系統作為「基礎設施的基礎設施」，其安全性又怎能不加以審視？這種對技術安全的集體麻木，正是香港當前最危險的認知盲區。
以「服務國家」的自覺，補上時空安全這一課
當香港有機會誕生航天員、代表國家執行空間站任務時，我們更應反思：如果連地面的定位系統都未能與國家對接，所謂「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根基何在？
香港要發展智慧城市、低空經濟、自動駕駛，一個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時空基準必不可少。北斗的應用，不是要全面排拒其他系統，而是要建立一個兼容並蓄、但以「自主可控」為核心的多源定位體系。這既是為了香港自身安全，更是為了履行「十五五」規劃賦予香港的新使命：香港要成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以國際化優勢助力國家培育新質生產力，前提是自身的關鍵基礎設施必須與國家體系深度對接。如果連定位、導航、授時這些數字經濟的「空氣和水」都依賴境外系統，香港如何能安全、可靠地「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具體而言，筆者建議港府應從三方面著手。一是強制標準：在政府採購的車輛、應急裝備、基建傳感器中，明確加入支持北斗的技術要求，以公共需求拉動市場供給。二是應用示範：利用香港的場景優勢，引入或扶持基於北斗的地圖應用進行本地化開發，讓市民親身體驗「綠波導航」般的精準服務；在郊野公園推廣具北斗短報文功能的應急設備；在海事、港口管理上引入北斗高精度定位，並將成功經驗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輸出。三是公眾教育，讓市民認識到時空安全的概念，打破「西方技術等於先進」的迷思——高德地圖在台灣的逆襲，已是最好的教材。
香港一直以「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為傲。當洋紫荊圖案出現在神舟任務標識上，我們期待港人航天員遨遊太空的壯舉，這是「一國兩制」下香港貢獻國家科技事業的生動寫照。但在為「上天」歡呼的同時，我們更需要補上「落地」這一課。筆者認為，從Google Maps到高德地圖，從GPS到北斗，不僅是訊號和應用的切換，而是這座城市從被動的技術消費者，轉向為主動的「數字命運」掌握者的關鍵一步。一個真正融入和服務國家的香港，應當既能仰望星空，更能腳踏實地——讓北斗的光芒不僅照耀太空中的港人航天員，也守護這片土地上每一位市民的安全與未來。
作者簡介：高松傑，人稱高Sir，男，香港建設力量KOL、時評人，大灣區創業者、灣區推介官、2023深圳十大好網民，工商管理碩士，本科修商業、公共及社會行政，多個平台均有文章及視頻專欄，發放愛國愛港正能量，講好中國故事及香港故事
香港再出發共同發起人、香港菁英會副主席、網絡紅人工作者協會創會主席、陽江市政協委員、全國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青年志願者協會常務理事、河南省青聯港區常委、香港青年發展委員會民族自豪感及國民身份認同行動小組增補委員、第七屆九龍城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和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增選委員、九龍城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家維關愛隊成員、地區國安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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