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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懷——晚清官督商辦的操盤手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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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懷——晚清官督商辦的操盤手

2026年05月29日 16:27

辛亥革命爆發的導火線,是一場鐵路風潮。1911年5月,清廷頒布「鐵路國有」政策,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激起四川、湖北、湖南、廣東等地強烈反對。四川保路同志會迅速組織起來,數十萬人走上街頭。清廷從湖北調兵鎮壓,武昌防務空虛,革命黨人乘機起義,一場大火就此點燃。這項「鐵路國有」政策的草擬者與推動者,正是本文的主人公——盛宣懷。

盛宣懷的一生,充滿了矛盾與爭議:他是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卻三次鄉試落榜,連舉人都沒考上;他官至郵傳部尚書,卻因得罪滿洲權貴被「革職永不敘用」;他被譽為「中國現代企業之父」,也被罵作「封建買辦官僚」。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晚清「官督商辦」模式的利弊成敗——既不徹底官辦,也不徹底商辦,而是「亦官亦商」。

從落第秀才到李鴻章幕僚

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江蘇常州人,出身官宦世家,父親盛康與李鴻章有舊交。盛宣懷年輕時讀書算不上頂尖,三次參加鄉試都名落孫山。這在科舉至上的年代,等於被主流晉升通道堵住了路。但他沒有放棄,轉而把希望寄託在捐官和實業上。盛宣懷後來回憶道:「余以諸生,三應順天試不售,遂棄舉業,專心經世之學。」(譯:我以秀才身份三次參加鄉試都沒考中,便放棄了科舉之路,專心致志地研習經世致用之學。)

1870年,經人推薦,26歲的盛宣懷進入李鴻章幕府。從此,他的命運和洋務運動緊緊綁在了一起。李鴻章曾告誡他:「要做大事,先做大官。」這句話成為盛宣懷一生的行事準則——只要把企業做大,官位自然會來;只要官位夠高,企業自然能做更大。從此,一條「亦官亦商」的道路在他面前打開。

官督商辦模式的成熟

盛宣懷正式踏入洋務企業界,是從輪船招商局開始的。1872年,他向李鴻章建議成立中國第一家輪船航運企業。招商局的運作模式是「官督商辦」——官府監督、商人出資經營。盛宣懷在起草章程時,最初主張「商本商辦」,希望完全由商人主導,但李鴻章認為「太激進」,最終採取了折衷方案。盛宣懷任會辦,權力夾在官府和商人之間,處境並不太順心。

真正讓他大放異彩的,是收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1870年代,旗昌、太古、怡和三洋行壟斷了長江和沿海航運,招商局在價格戰中被打壓得很慘。1876年,旗昌因虧損打算賣掉全部資產,開價220餘萬兩白銀。招商局要「蛇吞象」,錢從哪裡來?盛宣懷四處奔走,找李鴻章、沈葆楨等籌款,最終說服各方,並於1877年正式拿下這筆交易。這是中國民族企業第一次成功收購外國公司,極大振奮了國人信心。到1885年,盛宣懷正式出任招商局督辦,獨掌大權,這標誌著官督商辦在航運領域站穩了腳跟。

1880年,盛宣懷設立天津電報總局,把官督商辦的模式複製到電訊業。從天津到上海的電報線建成後,又陸續鋪到江南、沿海甚至朝鮮,建立起中國最早的全國性通訊網絡。1882年,他與丹麥大北公司、英國大東公司交涉,拆除違規架設的線路,捍衛了國家利權。

1896年,他接辦張之洞留下的爛攤子——漢陽鐵廠。鐵廠創建三年,負債已達500萬兩白銀。張之洞是科舉探花,對辦廠理財基本是外行,他不懂「先找礦,再建廠」,結果鋼鐵質量不合格,運輸成本高昂。盛宣懷接手後,立刻改「官辦」為「官督商辦」,募商股、尋新煤礦、改進技術,一步步讓鐵廠恢復生機。1908年,他把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併成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這是中國最早的鋼鐵聯合企業。

同年,他開辦中國通商銀行(1897年),這是第一家國人自辦的現代銀行。他說:「銀行之設,為通國血脈。」沒有自己的銀行,外國銀行就會掐住中國的金融咽喉。

在為國家建立完整工業體系的同時,盛宣懷自己也通過官督商辦积累了巨额财富——據保守估計,其個人資產高達逾千萬兩白銀。官督商辦的本質,就是用官府的權力為企業保駕護航,再用企業的盈利回報官場。這套模式成就了盛宣懷,也埋下了不可避免的腐敗和爭議。

創辦現代大學與推動政治爭議

對中國的長遠影響,盛宣懷最大的貢獻也許不在實業,而在教育。1895年,他在天津創辦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這是中國第一所官辦大學,設有法律、礦務、工程等現代學科,完全衝擊了傳統的科舉教育體系。有學者評價,辦大學是盛宣懷最有遠見的舉措:「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以後的1895年,整整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才辦起這麼兩所大學,可見進步是多麼的艱難,也可見盛宣懷是多麼的了不起。」1897年,他又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前身)。這兩所學校培養了無數人才,至今仍是享譽海內外的頂尖學府。

但盛宣懷也有備受爭議的政治操作。1900年,義和團運動席捲北方,他聯絡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等,策劃並促成了「東南互保」,使長江流域免受戰火波及。這在當時保全了南方經濟,但也開了地方勢力不聽中央號令的先河。1911年,他主導「鐵路國有」政策,試圖收回被地方佔有的鐵路權,卻激化了矛盾。四川保路運動爆發,清廷從湖北調兵鎮壓,武昌守備空虛,革命黨人乘機起義。武昌首義揭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可以說,盛宣懷的政策間接點燃了滅亡清朝的導火線。

歷史評價:是非功過任評說

盛宣懷去世後,歷史對他的評價始終兩極:讚譽者稱他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他確實創造了多個「中國第一」——第一家輪船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家大規模電信企業(天津電報局),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南北鐵路幹線(盧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第一所官辦大學(北洋大學)等。

批評者則認為他不過是「封建買辦官僚」、「天下第一敗家子」。他用官場權力保護企業,也用企業財富賄賂官場,以確保自己的實業能暢通無阻。他曾在1907年借賀壽之名,被指用兩萬日元行賄軍機大臣奕劻。《劍橋晚清史》評價他:「盛宣懷是重官輕商的,創辦工業企業是次要的,他主要關心的是在官場上飛黃騰達。」晚清上海灘更有人譏諷他,說他「一隻手撈十六顆夜明珠」,以官欺商,以商養官,趨利如虎,算計如狼。

一個時代的縮影

盛宣懷與胡雪岩、張謇並稱晚清三大商人,胡雪岩最終破產,張謇專注地方實業,而盛宣懷卻憑藉官督商辦,在官場和商界同時躋身權力核心。然而,晚年他也親手點燃了推翻這個體制的導火線——這大概是晚清國有企業最荒誕也最令人唏噓的一幕。

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在上海病逝,終年72歲。他曾說:「鐵路、電報、礦務、銀行,此四者,關係國家富強之基,不可不堅決辦理。」他確實堅決辦理了,也用「堅決」二字為自己留下了紅黑兩極的歷史評價。他的功過,或許正如熊月之所總結的:他是「大變動時代的明白人,現代化建設的實干家」——但在那個腐敗透頂的體制下,再明白的人也無法擺脫制度的泥沼,再實干的手也無法洗清權錢交易的污跡。

下篇預告:張謇——狀元實業家的近代化嘗試




食貨志今讀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萬曆九年(1581年),大明帝國頒布了一項影響深遠的政令:「總括一條之賦役,量地計丁,一概征銀,官為分解,雇役應付。」推行這項改革的人,正是內閣首輔張居正。在他之前,明朝的賦收體系如同一團亂麻,老百姓被各種名目的賦役壓得喘不過氣,而國庫卻空得連老鼠都不願光顧。在他之後,帝國財政奇蹟般地「回血」,不僅撐住了被後世稱頌的「萬曆三大征」,也為這個行將就木的王朝,硬生生續上了數十年的命。

一條鞭法:把亂麻擰成一股繩

「一條鞭法」並非張居正的獨家發明,在他之前,桂萼等人已在部分地區試行。但真正把這條「鞭子」從地方抽到全國的人,是張居正。這套制度的精髓,在於「化繁為簡」:把名目繁多的田賦、徭役和雜稅全部打包,折算成銀兩,按土地面積和男丁數統一徵收。

在此之前,農民的日子幾乎是一筆算不清的糊塗賬。他們既要交糧,又要服役,還要應付地方官員層層加派的各項雜費,中間環節冗長,給了貪官污吏極大的上下其手空間。改革之後,賦收環節被大幅簡化。官府直接告訴你,今年你家該交多少銀子,交完一了百了,地方官員很難再從中作梗。

這項改革看似溫和,但它觸動了三股最強勢的既得利益集團。第一,地方基層官吏賴以生存的灰色收入鏈條被斬斷,他們的「油水」大幅縮水。第二,豪強地主長期隱匿的土地被清查出來,這意味著他們每年要為此多交一大筆稅銀。第三,那些長期享受免稅特權的皇親國戚,也被迫按規矩繳納賦稅。張居正的改革手段凌厲至此,幾乎是把半個官場和所有大地主都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

清丈土地:掀開富豪家的「地氈」

要推行一條鞭法,前提是搞清楚全國到底有多少田——否則賦收就無從談起。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下令啟動全國土地清丈。這在當時是一項難度極大的工程,因為大官僚徐階一家就佔田24萬畝,全國納稅土地約一半被大地主隱匿。這些官僚們不僅自己隱田不報,還在朝中呼風喚雨,極力阻撓改革的推行。

面對這些阻力,張居正展現出了極強的政治魄力。他制定了極其嚴格的執行規矩:地方官員若推諉搪塞,一律停俸戴罪管事;若有宗室膽敢阻撓,輕者革去封號,重者黜為庶人。在這種不講情面的壓力下,清丈工作得以順利推進。最終,全國查出的隱田比清丈之前多出約280萬頃。憑空多出這麼一大筆稅基,朝廷的財政困難大大緩解,而那些處心積慮隱匿土地的老牌家族們,一夜之間便失去了巨額利益。

賦稅貨幣化:打破人身束縛的閘門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將張居正塑造成一個試圖以數字化管理挽救帝國的孤獨改革家。與王安石激進的國家資本主義實驗不同,張居正更像一位現實主義的能臣,他在不改變大框架的前提下,用務實的手段,把帝國的賦收體系從泥潭裡拉了出來。

而在中國賦稅制度的演進史中,一條鞭法的最大貢獻,在於開啟了「賦稅貨幣化」的新時代。在此之前,賦收體系裡充斥著五花八門的實物交換和無償勞動力,管理成本高得驚人。而一條鞭法強制以白銀結算,這就意味著,朝廷不必再費心構建龐大的糧食運輸網絡,地方也不必再設置複雜的徵收管理機構。賦稅流程變得前所未有的簡單透明。

從更長遠的角度看,貨幣化對傳統社會結構的衝擊更加不可忽視。農民不再需要終年束縛在土地上服徭役,他們可以自由遷徙,成為手工業者和商人。這為晚明江南市民經濟的蓬勃發展,打開了至關重要的閘門。

沉重的代價:人亡政息,家族蒙難

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積勞成疾逝世。然而,他去世僅四天,那些被他整肅過的官員便立刻集結反撲,那些被他觸動利益的豪強勢力也蜂擁而起。萬曆皇帝朱翊鈞,這個曾經對張居正言聽計從的少年天子,也開始算起舊賬:他痛恨張居正生前的嚴苛管教,怨恨他對自己生活開銷的種種限制,甚至對張居正的奢華排場心生嫉妒。

於是,一場殘酷的政治清算開始了。張居正的官爵被剝奪,家產被悉數抄沒,其長子自殺身亡,家屬有的被杖死,有的被流放。那些他曾嘔心瀝血推動的改革措施,大多被廢止。一條鞭法雖然在形式上得以保留,但在失去張居正的強力監督後,迅速走樣,反而成了地方官員肆意加派賦役的工具。

孤獨的救時宰相

張居正的一生,是一個改革者的悲劇縮影。他既沒有像商鞅那樣以變法奠定帝國根基,也未能像王安石那樣在歷史上留下璀璨的思想遺產。但張居正的改革,硬是在一個病入膏肓的帝國肌體上進行了一場大手術,用盡全力為這個垂死的王朝恢復了最起碼的活力。

支持他的人,稱他為「救時宰相」;批判他的人,則指責他獨攬大權、生活腐化。但無論後世對他的評價如何爭議,他的改革確實令明帝國的財政實現了短暫的充盈,為這個王朝續命數十年,卻是不爭的事实。正如張居正自己所說:「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一個改革者若能以此為信條,便足以在史書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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