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第一次世界大戰士兵的遺體，連同五名戰友在挖掘工作中被發現。他生前持有的一張明信片，在士兵於西線陣亡超過一個世紀後，協助其失散後裔團聚。
數十名悼念者周三在比利時西部出席追悼會，六塊全新白色大理石墓碑為六名英軍士兵揭幕。他們的遺骸近期透過檔案研究及脫氧核糖核酸（DNA）分析，獲確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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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10日周三，比利時宗內貝克，威爾斯王妃皇家團士兵在英聯邦戰爭公墓泰恩科特公墓，為六名第一次世界大戰英軍士兵的安葬儀式上抬棺。（美聯社圖片/Virginia Mayo） AP圖片
2026年6月10日周三，比利時宗內貝克，在英聯邦戰爭公墓泰恩科特公墓舉行的六名第一次世界大戰英軍士兵安葬儀式上，摺疊好的國旗呈交予親屬。（美聯社圖片/Virginia Mayo） AP圖片
2026年6月10日周三，比利時宗內貝克，在英聯邦戰爭公墓泰恩科特公墓舉行的六名第一次世界大戰英軍士兵安葬儀式上，罌粟花圈及照片擺放在墓旁。（美聯社圖片/Virginia Mayo） AP圖片
2026年6月10日周三，比利時宗內貝克，威爾斯王妃皇家團士兵在英聯邦戰爭公墓泰恩科特公墓，為六名第一次世界大戰英軍士兵的安葬儀式上抬棺。（美聯社圖片/Virginia Mayo） AP圖片
2026年6月10日周三，比利時宗內貝克，在英聯邦戰爭公墓泰恩科特公墓舉行的六名第一次世界大戰英軍士兵安葬儀式上，士兵托馬斯·雷德弗斯·惠特克的墓旁擺放着罌粟花圈及照片。（美聯社圖片/Virginia Mayo） AP圖片
2026年6月10日周三，比利時宗內貝克，威爾斯王妃皇家團士兵在英聯邦戰爭公墓泰恩科特公墓，為六名第一次世界大戰英軍士兵的安葬儀式上抬棺。（美聯社圖片/Virginia Mayo） AP圖片
在泰恩科特公墓安葬的六名士兵中，包括托馬斯·惠特克。他陣亡時身上帶着一張來自英格蘭東北部布拉德福德的明信片，部分親屬至今仍居於當地。
惠特克家族三名成員出席儀式。陽光穿透灰濛細雨，22歲的喬·惠特克朗讀一首紀念其曾曾叔公的詩：「異鄉山丘安息，他終入夢鄉，心繫布拉德福德磨坊。」
2026年6月10日周三，比利時宗內貝克，在英聯邦戰爭公墓泰恩科特公墓舉行的六名第一次世界大戰英軍士兵安葬儀式上，摺疊好的國旗呈交予親屬。（美聯社圖片/Virginia Mayo） AP圖片
該士兵的明信片被證實是關鍵證據，協助英國政府研究人員確認其身份，並最終將喬的家族與惠特克家族另一個失散分支聯繫起來。
喬表示：「想到托馬斯可能一直在思念家鄉，並被這張他隨身攜帶的布拉德福德明信片所慰藉，我們都感到非常驚訝。」
2026年6月10日周三，比利時宗內貝克，在英聯邦戰爭公墓泰恩科特公墓舉行的六名第一次世界大戰英軍士兵安葬儀式上，罌粟花圈及照片擺放在墓旁。（美聯社圖片/Virginia Mayo） AP圖片
他指撰寫這首詩「感覺是正確的做法」。
英國國防部聯合傷亡及撫恤中心（JCCC）紀念活動個案工作者亞歷克西婭·克拉克表示，六名士兵是在比利時西部的一次挖掘中被發現的。但其中一人身上發現的明信片，被證實是關鍵「線索」。
2026年6月10日周三，比利時宗內貝克，威爾斯王妃皇家團士兵在英聯邦戰爭公墓泰恩科特公墓，為六名第一次世界大戰英軍士兵的安葬儀式上抬棺。（美聯社圖片/Virginia Mayo） AP圖片
她補充：「當我們查看失蹤名單時，發現『哦，我們有一名來自布拉德福德的士兵！太好了，他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透過將明信片與其他發現的文物，包括路易士機槍及軍服進行匹配，被稱為「戰爭偵探」的JCCC研究人員，成功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仍失蹤的超五十萬名英軍士兵中，鎖定一群可能的人選。
2026年6月10日周三，比利時宗內貝克，在英聯邦戰爭公墓泰恩科特公墓舉行的六名第一次世界大戰英軍士兵安葬儀式上，士兵托馬斯·雷德弗斯·惠特克的墓旁擺放着罌粟花圈及照片。（美聯社圖片/Virginia Mayo） AP圖片
該團隊聯絡潛在親屬提供脫氧核糖核酸（DNA）樣本，分析結果不僅確認了托馬斯·惠特克的身份，還確認了士兵霍勒斯·弗雷德里克·庫克、弗雷德里克·馬丁、查爾斯·理查德·羅素、考特尼·達維爾·哈特及約瑟夫·特恩利，他們均為女王皇家西薩里團第二營第四連的成員。
保羅·特恩利獲贈一面軍方摺疊成三角形的英國國旗，以紀念其親屬士兵約瑟夫·特恩利的犧牲。
保羅悼念其祖父的表兄弟時表示：「能夠安葬我們的親屬，見證並出席儀式，然後獲贈國旗……這實際上是最大的珍寶。」
附近的牛隻、學生及單車騎士在毗鄰的農路旁觀看，一名軍樂手以短號演奏軍事輓歌，阿黛爾·里斯牧師則進行禱告。
隨後，威爾斯王妃皇家團儀仗隊的士兵瓊·瓦伊尼萊朗讀了令人動容的科希馬碑文：「當你回家時，請告訴他們關於我們的事，並說：『為了你們的明天，我們獻出了今天。』」
保羅·惠特克表示：「我的孩子、我的孫子，任何人都可以來知道托馬斯在哪裡，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托馬斯能被尋獲，這真是一種榮幸。」
（美聯社）
數十名來自北美及歐洲的南韓被領養者，近日聚集在前美國軍事基地的一道牆上留下姓名，希望數十年後，生母仍會尋找他們。
細雨中，他們將陶瓷名牌繫在網上，覆蓋著南韓坡州「Omma Poom公園」（意為「母親的懷抱」）的鵝卵石牆。
安吉拉．李帕克，一名來自加拿大的南韓被領養者，2024年10月21日在南韓首爾街頭接受美聯社訪問時，展示貼有她照片的傳單。(美聯社圖片/Ahn Young-joon) AP圖片
超過900個名牌，像未寄出的信件般懸掛，形成一個無聲的紀念碑，紀念多年來大規模的親子分離，這造成全球最大規模的被領養者離散群體。
1989年1月，四個月大時被領養到密歇根州的妮歌．里思表示：「懸掛的名牌雖多，但這只是我們被領養者中極小的一部分。」
妮歌．里思，一名來自美國的南韓被領養者，2026年5月26日周二在南韓首爾接受美聯社訪問。(美聯社圖片/Lee Jin-man) AP圖片
她說：「與生母聯繫，並非為了從她身上獲取特定資訊，甚至不一定尋求建立關係。我只是想知道自己長得像誰，因為我從未有過這種體驗。」
每個名牌均由藝術家手繪，載有被領養者的姓名、出生年份及出生地。顏色標示領養的年代，大部分是紅色和天藍色，代表外國領養高峰期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白色則代表未曾與家人團聚便已離世的被領養者。
艾殊莉．E．泰瑞爾（左），一名來自美國的南韓被領養者，與來自丹麥的南韓被領養者克里斯蒂安．張-米克爾森，2026年5月20日在南韓坡州Omma Poom公園的名牌牆掛上名牌後擁抱。(美聯社圖片/Ahn Young-joon) AP圖片
一張塑膠封面的字條在名牌中飄揚，由一對匿名父母留下，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名叫「寶拉」（Bora）的孩子。
字條上寫道：「你並不孤單。你有母親和父親。我很抱歉，我愛你。」
伊娃-洛塔．瑪格麗塔．格拉德，一名來自瑞典的南韓被領養者，2026年5月20日在南韓坡州Omma Poom公園的名牌牆上掛上名牌。(美聯社圖片/Ahn Young-joon) AP圖片
坡州位於北韓邊境附近，曾是美國軍事基地所在地，承載著外國領養的漫長歷史，這始於1950至53年韓戰之後，當時南韓婦女與美國士兵所生的混血兒，在當地被視為被排斥者。
1970年代，領養個案急劇增加，焦點轉向純南韓血統的兒童，通常是未婚母親或貧困家庭所生。數十年來，每年有數千名兒童被送往西方國家，直至2000年代中期，其中1980年代每年超6,600人，當時首爾的前軍事獨裁政府積極尋求減少需要供養的人口。
南韓被領養者與南韓義工，2026年5月20日在南韓坡州Omma Poom公園的名牌牆上掛上名牌。(美聯社圖片/Ahn Young-joon) AP圖片
Omma Poom公園於2025年6月開放，此前坡州攝影師李勇南及被領養者支援組織「我與南韓」（Me & Korea）進行了歷時多年的運動。
72歲的李勇南表示，他對領養問題的興趣源於尋找一名可能被領養到美國的韓裔黑人童年朋友。
他形容這些訪客大多比韓戰一代年輕，並說：「領養活動持續不受監管，現在痛苦正在浮現。」
在俯瞰Omma Poom公園的山丘上，一座改建的美國軍營建築物被用作博物館，儲存了約1,000份個人檔案，每份檔案都包含被領養者的照片、出生日期及給生母的訊息。
其中一份檔案屬於安吉拉．李帕克，她於1971年兩歲時被領養到加拿大。
她寫給她的南韓母親：「我每天都想念你，只希望你一切安好。我希望有一天能知道自己是誰。」
在安大略省長大，李帕克表示，她曾遭受養母的嚴重虐待，包括被鎖在衣櫃裡不給食物。她說後來在另一個家庭再次受虐，15歲時離家，多年掙扎後才在成年後找到穩定生活。
李帕克曾兩次到訪南韓尋找生母，在首爾和全州張貼傳單。
2019年首次旅程中，一名男子聯繫她，認為李帕克是他已故叔叔的女兒。這條線索緩慢而痛苦地瓦解。該男子後來找到一名七十多歲的婦女，其背景似乎吻合。但她否認曾放棄孩子，並拒絕聯繫。李帕克在酒店房間內崩潰痛哭。
她談及生母時說：「每次照鏡子，我都會想她是誰，長甚麼樣子。這些念頭從未停止。」
里思表示，成為兩名兒子的母親後，她開始尋找生母。
根據她的領養檔案，里思是某對夫婦的第三個孩子，他們在1988年她出生後不久便放棄了她，理由是當時首爾政府積極施壓家庭減少生育，導致經濟困難。
里思於2024年開始尋找她的親生家庭，但其領養機構寄往生母最後已知地址的信件均無回音。
她現正透過政府機構「國家兒童權利中心」進行另一次尋找。她希望她的兒子們能了解她成長過程中缺失的血緣傳承。
她說：「我有點不想讓自己抱有希望，因為整個尋親過程就像過山車，充滿希望、發現一些線索、然後陷入絕望，再看到一絲可能。然而，我希望窮盡所有努力……這樣才不會有遺憾。」
在領養高峰期，當局大多無視猖獗的欺詐行為，包括從醫院和孤兒院非法獲取兒童，以及篡改兒童出身資料。許多兒童被錯誤標記為被遺棄的孤兒，以便更容易被西方家庭領養。
這種欺騙行為導致數代南韓被領養者不知道自己是誰、來自何方，以及他們是被愛、被遺棄還是被偷走。
另一方面，生母們則被迫放棄非婚生子女，在未經同意下與子女分離，或在尋找數十年後才得知子女在偽造記錄下被送往海外。
Omma Poom公園的這次聚會，發生在一群生母要求南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其子女涉嫌非法領養事件之後不久，這也增加了被領養者提交的數百宗欺詐和虐待索賠。
1993年被領養到密歇根州，賈琳．史密斯的領養機構於2021年找到她的生母，根據檔案，該女子在與史密斯的生父分開後放棄了史密斯。該女子拒絕聯繫。
五年後，史密斯再次展開尋親。
史密斯談及她在Omma Poom公園牆上的名字時說：「掛上名牌時，我感到自豪。我很自豪能成為這個群體的一分子，儘管這伴隨著許多矛盾的情緒，包括悲傷、憤怒和哀痛。」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