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餘、內債與軍閥——海關稅收如何影響民國政治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廷倒台，但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仍然穩坐北京。他手裡握著一把鑰匙——海關稅收的分配權。這把鑰匙，不僅決定了中央政府能拿到多少錢，更直接影響了軍閥混戰時期的政治格局。從「關餘」之爭到內債抵押，海關稅收成為各方勢力競相爭奪的肥肉，也成了列強操控中國政局的重要槓桿。

「關餘」之爭：誰有權支配海關盈餘？

清末，海關稅收主要用於支付外債和庚子賠款，剩餘部分稱為「關餘」，歸清政府支配。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列強承認新政府的前提之一，就是繼續以海關稅收償還外債和賠款。然而，北洋政府時期財政極度困難，關餘便成了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列強之間爭奪的焦點。

1917年，國會解散，護法軍政府成立，南北對峙。關餘究竟該交給北京政府還是廣州政府？列強選擇了前者，因為北京政府承諾繼續償還外債。此後，關餘的分配實際上由總稅務司與駐華使團協商決定，中國政府無權單獨處置。1919年，北洋政府試圖挪用江海關關餘償還內債，引發使團強烈抗議，最終達成妥協：關餘優先償還外債和賠款，剩餘部分才可由中國政府支配，且須經使團同意。這一規定，使海關稅收成為列強控制中國財政的直接工具。

安格聯：挾海關以令中央

安格聯（Francis Arthur Aglen），英國人，1911年接任代理總稅務司，1913年扶正。他比赫德更強勢，也更直接介入中國政治。北洋政府時期，中央財政崩潰，軍閥經常向海關借款。安格聯以「維護海關獨立」為由，多次拒絕政府提款，甚至擅自決定關餘的分配。1922年，他未經政府批准，直接將關餘用於償還內債，引發軒然大波。

1923年，安格聯與駐華使團協商，推出「關餘整理案」，規定關餘由「外債、賠款、內債、政府經費」四項順序支配，中國政府完全失去自主權。此舉激起全國性的收回海關主權運動。1925年五卅運動後，廣州國民政府提出「關餘應歸中國政府支配」的要求，並宣布自1926年起停止支付部分內債。安格聯與使團妥協，同意關餘的分配需經中國政府同意，但實際上總稅務司仍掌握主導權。

安格聯的強硬作風使北洋政府對他深惡痛絕。1927年1月，張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免除安格聯職務。但**列強拒絕承認，安格聯賴至同年11月才離職**。其職位由**英國人易紱士（E. W. Thayer）**代理。直到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才任命**英國人梅樂和（F. W. Maze）**為總稅務司。海關行政管理權仍未回到中國人手中。

內債抵押：海關稅收如何綁架民國財政

北洋政府時期，軍閥混戰，軍費開支浩大。政府無法通過正常稅收籌款，只能大量發行內債。內債的償還，大多以海關關稅為擔保。例如，1912年發行的「愛國公債」、1914年的「內國公債」，均指定以關稅為還款來源。這意味著，未來的關稅收入在徵收之前就已經被抵押出去了。政府能夠自由支配的關餘越來越少，財政自主權名存實亡。

更嚴重的是，內債的發行往往由外國銀行團承銷，且常採取**「折扣發行」**（如面值100元僅售80元）與高息策略。匯豐、花旗、橫濱正金等銀行不僅賺取鉅額手續費與利差，還以此為條件，要求中國政府聘請外國顧問、開放更多特權。海關稅收因此成了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提款機。

地方勢力對海關的滲透

軍閥混戰時期，地方實力派也試圖染指海關。東北的張作霖、山西的閻錫山、廣東的陳炯明，都曾試圖控制轄區內的海關，截留稅款。總稅務司為了維持海關的「統一性」，往往與中央政府和列強合作，抵制地方干涉。例如，1924年江蘇督軍齊燮元企圖截留江海關稅款，安格聯即以「停止償還外債」相威脅，促使外交使團出面干預，最終齊燮元被迫退讓。

然而，地方勢力並非全無收穫。他們通過控制海關周邊的緝私、運輸、供應等環節，間接分享海關利益。而且，一旦某一派系控制中央政府，就會盡量將海關稅收用於本派系的軍費。海關實際上成了軍閥爭奪中央控制權的籌碼。

南京國民政府的收回海關主權鬥爭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立即啟動收回海關主權的談判。1928年，宋子文出任財政部長，與各國簽訂新關稅條約，中國恢復了關稅自主權。但海關行政管理權仍在總稅務司手中，總稅務司仍為外國人。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海關總稅務司一職才由中國人擔任。1950年，海關總署成立，外籍稅務司制度徹底終結。

從1854年到1949年，外國人控制中國海關長達95年。關餘、內債、軍閥，這三條線索交織在一起，勾畫出海關稅收如何從國家的錢袋子，淪為列強和軍閥的提款機。這段歷史也說明了一個道理：財政主權是國家主權的核心。失去了財政自主權，任何政府都只能仰人鼻息。

關餘之爭、內債抵押、軍閥干涉，是民國時期海關稅收政治的縮影。列強通過總稅務司制度掌控了海關稅收的分配，使中國政府無法自主使用本國的關稅收入。這種財政上的半殖民地化，加劇了北洋政府的衰弱和軍閥混戰的亂局。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才逐步收回關稅自主權，但海關行政管理權的真正回歸，要等到1949年。這段歷史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的海關，必須由本國人管理，稅收必須由本國政府支配。任何以「國際共管」為名的安排，都是對主權的侵蝕。

下篇預告：〈從半殖民地到自主關稅——中國海關主權的百年回歸〉

食貨志今讀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在世界商業史上，沒有哪個族群像華人這樣，在缺乏國家力量背書的情況下，僅靠血緣、地緣、業緣、物緣、神緣這「五緣」，就編織出一張橫跨五大洲的商業網絡。這張網絡比跨國公司更早實現全球化，比現代物流系統更靈活，也比任何官方協議都更具韌性。從東南亞的橡膠園到歐美的唐人街，從南非的超市到南美的礦山，華商網絡始終是中國連接世界最具韌性且最深入民間的紐帶。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某種意義上正是國家力量對這張民間網絡的「再發現」與「再激活」。

五緣關係：華商網絡的文化基因

「五緣」是理解華商網絡的鑰匙。

血緣：同宗同族是最緊密的紐帶。福建、廣東的宗族組織，如陳氏、林氏、黃氏宗親會，在海內外都有分支。宗族成員在生意上優先合作，資金上互相周轉，甚至通過族譜維繫跨國信用。

地緣：同一個縣、同一個鎮出來的人，天然形成商幫。潮州幫、閩南幫、客家幫、廣府幫，各自在東南亞的特定行業中佔據主導地位。地緣會館（如潮州會館、福建會館）不僅是聯誼場所，更是信息交換、糾紛仲裁、資金拆借的平台。

業緣：同行業的華商組成公會，如米業公會、橡膠公會、紡織公會。這些公會制定行業規則、協調價格、共同應對外部競爭。在某些東南亞國家，華人行業公會甚至承擔了部分市場自律職能。

物緣：以特定商品為紐帶形成的商業鏈條。例如，潮州商人控制暹羅的大米貿易，客家商人壟斷東南亞的典當業，福建商人主導橡膠種植和加工。物緣讓華商在不同環節形成分工，降低了交易成本。

神緣：共同的宗教信仰也是凝聚力的來源。媽祖、關公、大伯公等神祇的廟宇，往往是華商聚會、議事、簽約的場所。神前發誓，比合同更具道德約束力。

五緣關係相互交織，形成一個多層次、高韌性的信任網絡。在這個網絡裡，交易不需要律師和公證員，一句「我也是潮州人」就足以啟動數十萬元的賒銷。

華商網絡如何運作：以泰國潮商為例

泰國是華商網絡最成功的案例之一。潮汕人從18世紀開始大規模移民泰國，到20世紀中期，已主導了泰國的碾米業、米業貿易、紡織業和金融業。

潮商的運作模式是「班社」——以家族和鄉誼為核心的小型合夥集團。一個班社通常由幾家親戚或同村商人組成，共享資金、信息和客戶。班社之間通過聯姻、結拜、合資等方式形成更大聯盟。泰國最大的華人商業集團——盤谷銀行、正大集團、泰國釀酒公司，其創業基因與早期資本積累均深深植根於這種班社模式。

盤谷銀行創始人陳弼臣，潮汕人。他從雜貨店學徒做起，積累資金後創辦銀行。盤谷銀行的早期客戶幾乎都是潮商，貸款審批靠的不是財務報表，而是借款人在潮商圈子裡的聲譽。這種基於熟人網絡的信用評價體系，比現代銀行的抵押貸款更靈活，也更適應華商的需求。

正大集團的謝國民家族，同樣是潮商。正大從種子店起家，逐漸發展為涵蓋農牧、食品、零售、電信、地產的跨國企業。正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率先進入大陸市場——而這一步，靠的就是華商網絡中積累的中國官方人脈和市場信息。

華商網絡與「一帶一路」的共振

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華商網絡的角色發生了質的變化。過去，華商網絡主要服務於民間貿易和族群互助；現在，它被納入國家戰略，成為「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重要載體。

基礎設施聯通：東南亞華商憑藉與當地政府的長期關係，為中資企業的鐵路、港口、電站項目提供居間協調、法律咨詢、勞務派遣等服務。印尼的金光集團、馬來西亞的雲頂集團，都曾協助中國企業落地。

貿易暢通：華商網絡是中國商品進入東南亞市場的捷徑。許多華商本身就是中國製造業的海外代理商，利用同鄉渠道快速鋪貨。電商平台如Lazada、Shopee在東南亞的崛起，背後也有華商資本的推動。

資金融通：華商銀行（如泰國的盤谷銀行、新加坡的大華銀行）在中國設有分支機構，為兩地企業提供跨境結算、融資擔保等服務。這些銀行熟悉華商的信用模式，填補了中資銀行在中小企業融资上的空白。

民心相通：華商會館、華文學校、華人廟宇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平台。孔子學院的許多志願者，就是通過華商網絡獲得當地支持和落腳點。華商還積極捐資助學、賑災濟困，提升了中國在當地的民間形象。

挑戰與轉型：華商網絡的現代化

華商網絡並非萬能。它也面臨諸多挑戰：新一代華僑對祖籍地認同感減弱，傳統的五緣關係出現鬆動；現代企業制度和家族經營之間的衝突日益尖銳；華商網絡的封閉性和「圈內交易」有時會引發當地社會的關注；東南亞國家民族主義抬頭，對華商的政策環境趨緊。

為為此，許多華商開始轉型：引入職業經理人，淡化家族色彩；加強與當地主流社會的融合，培養非華裔人才；從傳統貿易、房地產轉向高科技、綠色能源、數字經濟等新領域。同時，華商網絡也在積極擁抱「一帶一路」數字化浪潮，利用跨境電商、移動支付、智慧物流等技術，將傳統的人情網絡升級為數據驅動的智能網絡。

可以預見，未來的華商網絡將不再是封閉的「幫會」，而是開放、透明、專業化的跨國商業平台。但它的核心——基於信任的合作精神——不會消失。因為那是華商跨越海洋、紮根異鄉、回饋故土的根本動力。

從「五緣」到「一帶一路」，華商網絡走過了數百年的演變歷程。它最初是華僑在異國求生的自救組織，後來成為跨國貿易的基礎設施，如今被納入國家戰略，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民間引擎。這張網絡的韌性，不在於它的規模或資金，而在於它始終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之上——而信任，是最難複製、最無法替代的資源。當我們讚嘆「一帶一路」的宏偉藍圖時，不應忘記：那些百年會館裡的香火、祠堂裡的族譜、廟宇裡的籤詩，才是這條路最初的路標。

下篇預告：〈近代海關史・第一節：洋人稅務司——中國海關的主權讓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