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鴛鴦火鍋裡的天下:一鍋兩味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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鴛鴦火鍋裡的天下:一鍋兩味的政治智慧

2026年06月21日 12:20

當你走進重慶的街頭巷尾,看著火鍋店裡紅白兩色的湯底在銅鍋中翻滾,食客們圍坐一圈,各自夾取心儀的食材時,或許不曾想到,這一鍋兩味的設計,竟承載著千年的炊具智慧與文化隱喻。從三國的「五熟釜」到宋代的「撥霞供」,從嘉陵江的碼頭到當代的連鎖品牌——火鍋的故事,實則是一部關於共食文化、階層流動與味覺政治的社會史。

火鍋的源流:從「羹」到「涮」的技法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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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青銅鼎

商周青銅鼎

海昏侯墓「五格濡鼎」

海昏侯墓「五格濡鼎」

宋代「撥霞供」古畫顯示文人涮食

宋代「撥霞供」古畫顯示文人涮食

重慶碼頭老照片

重慶碼頭老照片

火鍋的源頭,確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的陶鼎。約一萬年前,先民將食物放入陶製容器中,底部生火煮熟,這種「羹」的烹法,被學界視為火鍋的萌芽。商周時期的青銅鼎,既是祭祀禮器,也是「鐘鳴鼎食」的烹煮工具——將牛、羊肉放入鼎中煮熟,再分置於簋中食用。

商周青銅鼎

商周青銅鼎

需特別釐清:古代「羹」的核心功能是「煮熟後分食」,而非現代意義的「邊煮邊吃」。將青銅鼎直接等同於「最早的火鍋」,屬現代視角的投射。真正具備「分格」特徵的炊具,要到三國時期才見於文獻。

海昏侯墓「五格濡鼎」

海昏侯墓「五格濡鼎」

三國「五熟釜」與海昏侯「溫鼎」:分格炊具的考古實證

《三國志·魏書·鍾繇傳》確載:魏文帝曹丕為太子時,曾賜相國鍾繇「五熟釜」,並為之銘文。這種內部分格的炊具,可同時烹煮多種食材,被視為現代「鴛鴦鍋」「九宮格」的雛形。

考古方面,江西海昏侯墓(西漢)出土的青銅「溫鼎」,上層為食物器皿、下層為炭盤,造型與現代火鍋極為相似。但學界對其功能尚有討論: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胡東波認為,該器物可能更側重「保溫」而非「烹煮」。無論功能如何,這件文物確實印證了漢代貴族對「熱食共享」的追求。

需說明:坊間流傳「海昏侯墓出土五格濡鼎」之說,目前權威考古報告中未見「五格」明確記載,應謹慎引用。

宋代「撥霞供」:文人涮食的詩意記錄

南宋林洪《山家清供》記載了中國歷史上最具詩意的火鍋場景。林洪前往武夷山拜訪止止師,途中大雪紛飛,抓到一隻野兔。止止師建議:「在桌上放個生炭的小火爐,爐上架個湯鍋,把兔肉切成薄片,用酒、醬、椒、桂做成調味汁,等湯開了夾著片在湯中涮熟,沾著調味料吃。」林洪食後覺得鮮美異常,為這種吃法取名「撥霞供」,並賦詩:「浪涌晴江雪,風翻晚照霞。」

宋代「撥霞供」古畫顯示文人涮食

宋代「撥霞供」古畫顯示文人涮食

這是文獻中最早將「涮食」與「圍聚」結合的記錄。但需釐清的是,「撥霞供」的主角是兔肉,且場景限於文人雅士的山間小聚,與後世重慶火鍋的「麻辣熱鬧」截然不同。火鍋的「市井化」轉型,要等到清代。

中國火鍋演變關鍵節點

新石器-商周:陶鼎/青銅鼎煮羹,「煮熟分食」為火鍋萌芽

三國:曹丕賜「五熟釜」,分格炊具出現

南宋:林洪《山家清供》載「撥霞供」(涮兔肉),文人涮食記錄

清代:宮廷火鍋盛行,乾隆千叟宴以火鍋為主菜

民國:重慶「水八塊」碼頭飲食,火鍋市井化

1983年:陳志剛創製「雙味火鍋」,鴛鴦火鍋定型

重慶火鍋的誕生:碼頭工人的階層密碼

重慶火鍋的真正起源,與「高雅」無關,而是嘉陵江碼頭的勞力飲食。據四川著名作家李劼人1947年在《風土雜誌》中考證:「吃水牛的毛肚火鍋,發源於重慶對岸的江北。最初一般挑擔子零賣販子將水牛內臟買得,洗淨煮一煮,而後將肝子、肚子等切成小塊,於擔頭置泥爐一具,爐上置分格的大洋鐵盆一只,盆內翻倒滾著一種又辣又麻又鹹的滷汁。於是河邊、橋頭的一般勞力朋友,便圍著擔子受用起來。各人認定一格,且燙且吃,吃若干塊,算若干錢,既經濟,又能增加熱量。」

重慶碼頭老照片

重慶碼頭老照片

這種「水八塊」的吃法,價格約一個銅板八片牛肉,是底層勞力者的果腹之選。分格設計並非為了「口味分離」,而是為了「各吃各的、計價方便」——勞力者圍擔而坐,各認一格,吃完按格計錢,既衛生又公平。

民國十五年(1926年),宰房街的馬氏兄弟正式將火鍋經營進飯店,使重慶火鍋從擔上、攤上進到了桌上。抗戰時期,重慶成為陪都,軍政要員、文人雅士、富商名流皆爭相來食,火鍋完成了從「勞力飲食」到「全民美食」的階層躍遷。

鴛鴦火鍋的誕生:一鍋兩味的現代賦能

鴛鴦火鍋的出現,要到1983年。當時重慶隊參加全國第一屆烹飪大賽,特級廚師陳志剛製作了一道「雙味火鍋」——以銅片隔成太極圖形,一邊紅湯滷,一邊清湯滷。評委顧問愛新覺羅·溥杰評價:「這個菜很好,好就好在有發展。它巧妙地將重慶傳統的紅湯火鍋和清湯火鍋匯於一鍋,風味別致,頗有特色。更可取的是這個菜的容器,這種太極圖鍋耐人尋味。」1985年,學者熊四智將「雙味火鍋」改名為「鴛鴦火鍋」,更富文化韻味。

從現代文化詮釋視角來看,「鴛鴦」在中國文化中象徵「和而不同」——一對伴侶,兩種性別,和諧共生。將這種意象植入火鍋,既是對「麻辣與清淡」的味覺調和,也是對「勞力與精英」「傳統與現代」的階層調和。一鍋兩味,各取所需,互不侵犯,卻又共享同一個容器——這何嘗不是一種「飲食政治學」的理想模型?需說明,此屬現代學術框架下的文化詮釋,非歷史文獻的直接論述。

下水食材的階層流動:從「下腳料」到「高端享受」

重慶火鍋的經典食材——毛肚、鴨腸、黃喉、血旺——皆是「下水」,即動物內臟。這些食材在傳統飲食中屬於「下腳料」,是貴族不屑、平民珍惜的階層標記。碼頭工人以「牛下水」為主料,既是因為價格低廉,也是因為內臟富含熱量,適合高強度勞動。

但火鍋的魔力在於,它將這些「低端」食材轉化為「高端」享受。毛肚的脆、鴨腸的韌、黃喉的爽,在滾燙的滷汁中獲得了全新的味覺價值。這種轉化,使火鍋成為中國飲食中最具「階層顛覆」特質的烹飪形式——坐在同一張桌前的,可能是億萬富翁,也可能是打工仔,他們共享同一鍋滷汁,同一套「七上八下」的燙食規則。

從社會學視角回望,火鍋的圓形設計,使就餐者圍成一圈,沒有主位與次位之分。這種「去中心化」的座位安排,與中餐的「圓桌政治」形成呼應——在火鍋桌上,沒有人是絕對的主角,每個人都是自己那一格的主人。這種平等主義的幻覺,正是火鍋在當代中國如此流行的深層原因。需強調,此屬現代學術框架下的文化詮釋,非古代文獻直接論述。

「一鍋兩味裡,有階層的流動,也有文化的調和;有勞力的汗水,也有精英的品味。這或許正是中國社會最真實的寫照:在麻辣與清淡、傳統與現代、底層與精英之間,尋找動態的平衡。火鍋從未真正結束它的階層敘事——它正以新的連鎖品牌、新的網紅打卡、新的全球化擴張,繼續書寫中國人的共食史詩。」

沸湯中的文明對話

今日,當我們圍坐鴛鴦火鍋前,那縷騰起的熱氣,既是嘉陵江碼頭的記憶,也是改革開放的餘溫。從新石器時代的陶鼎,到三國的五熟釜;從宋代的撥霞供,到民國的水八塊;從1983年的雙味火鍋,到當代的全球連鎖——火鍋的演化,實則是一部微觀的中國社會史。

它提醒我們:偉大的文化傳統,往往不誕生於廟堂典籍,而萌芽於尋常百姓的灶台之間。一口鍋,煮沸的不只是食材,更是人類對溫暖、對團聚、對共享的永恆渴望。下次當你夾起一片毛肚,在紅湯中「七上八下」時,不妨細細感受:那縷麻辣裡,有碼頭的汗水,有文人的詩意,更有無數代中國人學會在差異中尋找共鳴的生存智慧。




筷尖上的國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當你走進北京的涮肉店,看著銅鍋裡的炭火紅透,羊肉片在沸湯中翻滾變色時,或許不曾想到,這片薄薄的羊肉,承載著一場跨越三千年的文明邊界對話。從商周祭祀的「太牢」到宋代的「貴羊賤豬」,從草原的「貊炙」到宮廷的「生肉火鍋」——羊肉的故事,實則是一部關於華夷互動、宗教禁忌與味覺政治的邊界史。

商周禮制:祭祀核心與日常匱乏

在中國早期文明中,羊的地位確實極高。商周時期,羊與牛、豬並列為「三牲」,是祭祀天地祖先的核心祭品。《禮記·王制》載:「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太牢指牛、羊、豕三牲齊備,少牢則僅羊、豕。羊的缺席,確會導致禮制降級。這種安排並非偶然:羊適應農牧交錯地帶的生態,既是物產豐裕的象徵,也是華夏與周邊族群共享的「禮制通用貨幣」。

但需釐清的是,商周時期羊肉的「高貴」地位,並不等同於日常飲食的普及。考古與文獻顯示,先秦中原地區的肉類消費總量極低,平民多以黍稷與藿羹維生。《詩經·小雅·無羊》「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描繪的是貴族牧場規模,而非市井餐桌。羊肉真正大規模進入中原飲食結構,是漢魏以後遊牧民族南下與畜牧技術交流的結果。

烤全羊

烤全羊

從「貊炙」到「撥霞供」:遊牧技法的漢化軌跡

羊肉的烹飪方式,深刻反映了農耕與遊牧的碰撞。東漢劉熙《釋名·釋飲食》載:「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為也。」這種將整羊置於火上烤炙、各人以刀割食的方式,源自北方遊牧傳統。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八記載「胡炮肉法」與炙烤技法,強調「逼火偏炙、含漿滑美」,保留的正是遊牧文化中對「帶生鮮嫩」的味覺偏好。

坊間常將「涮羊肉」的發明歸於元世祖忽必烈,稱其南征途中廚師急智切薄片沸水輕涮。但此說未見於元代文獻,實為後世民間演義。更早的可靠線索見於南宋林洪《山家清供》記載的「撥霞供」:「兔肉薄批,酒醬椒料沃之,以風爐安座上,用水少半鉸……候湯沸,各用箸挾入湯擺熟。」這種「薄切涮煮」的技法在宋代江南已成熟,只是當時的主角是兔肉。將此法轉移至羊肉,並與北方銅鍋炭火結合,實為明清時期飲食融合的產物。

宋代「貴羊」風尚與清代涮羊肉定型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羊肉消費的巔峰。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北宋宮廷御廚每年消耗羊肉數萬斤,而豬肉僅數千斤,形成鮮明的「貴羊賤豬」格局。《東京夢華錄》載汴京餐飲業繁盛,「爊肉」「羊肉饅頭」「旋煎羊白腸」等羊肉料理遍佈市井,羊肉確已成為階層與品味的象徵。

老北京涮羊肉

老北京涮羊肉

涮羊肉真正定型為北京代表性名吃,則在清代。滿族雖非純粹遊牧民族,但受關外畜牧傳統影響較深,飲食中羊肉佔比極高。清代《清稗類鈔·飲食類》明確記載:「京師冬日,酒家沽飲,案輒有一小釜,熾火於下,盤置雞魚羊之肉片,俾客自投之,俟熟而食,故曰『生肉火鍋』。」並指出當時「人民無分教內教外,均以涮羊肉為快」。正宗老北京涮肉對羊種與產地要求極嚴,傳統以張家口外放養的羯羊為上,因其肉質緊實、膻味醇厚,方能在清湯中凸顯本味。

中國羊肉飲食演變關鍵節點

商周:羊為「太牢/少牢」核心祭品,日常消費有限

漢魏-南北朝:「貊炙」傳入,《齊民要術》載遊牧炙烤技法

宋代:宮廷「貴羊賤豬」,市井羊肉料理繁盛

南宋:《山家清供》載「撥霞供」(涮兔肉),涮煮技法雛形

清代:銅鍋涮羊肉定型,《清稗類鈔》載生肉火鍋普及

現代:內蒙、寧夏、新疆等地域品牌確立,冷鏈與全球化擴展

「羶味」作為文化邊界:接受、改造與宗教脈絡

「羶」字從羊,《說文解字》釋:「羶,羊臭也。」這種氣味在中原農耕文明中曾被視為「胡風」的標誌,與豬肉的「脂香」、魚肉的「清甘」形成味覺對照。但正是這種「羶味」,成為區分「正宗」與「改良」的味覺政治工具。

江南紅燒羊肉煲

江南紅燒羊肉煲

江南地區對羊肉的改造尤為典型。江南「紅燜羊肉」或「羊肉煲」以醬油、冰糖、陳皮、桂皮長時間燉煮,目的在去羶增鮮、化粗獷為醇厚。這種烹飪邏輯與北京涮羊肉「清湯見底、保留本味」的哲學截然相反——前者是「馴化」,後者是「致敬」。兩種路徑,實則反映了不同生態環境與飲食審美的適應策略。

在宗教脈絡中,羊肉的地位更為特殊。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基於《古蘭經》與《塔納赫》的飲食律法,嚴格禁食豬肉,並將符合特定屠宰規範的反芻偶蹄動物(如羊、牛)列為合法蛋白質來源。清真(Halal)與潔食(Kosher)體系對羊肉的屠宰、放血、去腥有著嚴密儀軌,使羊肉不僅是食物,更是信仰實踐與社群認同的載體。在漢文化圈內,羊肉的接受度呈現南北梯度:北方農牧交錯地帶視羊肉為日常,南方水網平原則多作冬季溫補或節慶特饌。這種差異,本質上是生產方式、氣候條件與文化記憶在味覺上的投影。

一塊羊肉裡的邊界政治(現代詮釋)

從文化人類學視角回望,中國羊肉的三千年演進,實則是一部「邊界如何被味覺定義」的隱喻史。早期羊肉是祭祀的「禮制語言」,在華夏與周邊共享的儀式中確立合法性;中期羊肉是遊牧的「技術護照」,隨民族遷徙帶來炙烤、涮煮等新技法;晚期羊肉是階層的「味覺標籤」,從宮廷專享走向市井火鍋,完成飲食的平民化轉型。

大鍋燉羊肉

大鍋燉羊肉

「羶」作為氣味符號,既是早期華夷之辨的排斥對象,也是後世地域認同的標誌。北京涮羊肉強調「口外羊」的正宗,江南羊肉煲追求「去羶存鮮」的精緻,清真羊肉堅持「儀式屠宰」的聖潔——三種邏輯,對應三種文化邊界,也映射出中國飲食在融合與差異之間動態平衡的歷史軌跡。

「一塊羊肉裡,有遊牧的風,也有農耕的雨;有禮制的莊嚴,也有市井的煙火。這或許正是中國飲食史最真實的寫照:在華夷之間、在南北之間、在神聖與日常之間,尋找味覺的平衡。邊界從未被徹底消除,它只是在每一次鍋沸、每一次刀起之間,被重新協商、重新定義。」

沸湯中的文明對話

今日,當我們在火鍋店裡夾起一片羊肉,在沸湯中輕輕一涮,那縷騰起的氣息,既是草原的記憶,也是邊界的餘溫。羊肉從未真正「跨越」所有文化界線,它只是在每一次烹飪與共享中,成為不同族群對話的媒介。飲食的歷史,從來不是單向的同化,而是在差異中尋找共鳴的持續實踐。這小小一片羊肉,承載的不只是蛋白質的轉化,更是文明如何在鍋沸人聲中,學會與彼此共處的溫柔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