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疾學童家長投訴欺凌或歧視個案，指教育部處理進度緩慢。隨着教育部將民權執法及特殊教育職能轉移，有家長及倡導者警告，這個自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一直停滯的程序，恐將面臨更多混亂與阻礙。
俄亥俄州母親妮可·梅表示，她已不再向律師查詢進度。梅女士於2024年春季向教育部民權辦公室提出投訴，指其少女女兒因助聽器遭欺凌，並因聽不到老師講課而在課堂上惹麻煩。超過兩年後，該個案仍未解決。
檔案圖片：教育部長琳達．麥克馬洪於2025年3月20日在華盛頓白宮向記者發言。(美聯社圖片/Ben Curtis) AP圖片
根據周二公布的改革，司法部將接管學校的民權執法工作，而衞生與公共服務部則會監督特殊教育。這些舉動有助實現特朗普競選時解散教育部的承諾。教育部長琳達·麥克馬洪將這些改革形容為向殘疾學童家庭提供更多幫助的方式。
倡導者指出，特殊教育不應歸入衞生部門，因衞生部門通常將殘疾視為需要管理的狀況，而非兒童學習方式的差異。參議院教育委員會的共和黨領袖亦同意此觀點，表示將推動立法，阻止特殊教育歸入衞生與公共服務部。
檔案圖片：美國教育部大樓於2024年11月18日在華盛頓可見。(美聯社圖片/Jose Luis Magana) AP圖片
然而，對許多人而言，這次公布的回應只是一聲無奈的嘆息。
教育部民權辦公室長期以來一直是家長認為子女在學校面臨歧視時的最後求助途徑，其職責是審查所有投訴。在特朗普任內，積壓個案數量激增，解決個案數量卻減少。律師們表示，他們越來越多地轉向其他途徑，為兒童爭取公義。
這次反應與一年前截然不同，當時教育部職員及律師被大幅裁減，家長及律師均感到恐慌。
自2024年以來，特殊教育與康復服務辦公室的人手已縮減約三分之一，而民權辦公室則縮減約四成。同時，根據司法連線（一個由司法部前員工組成的網絡）提供的估計，司法部的教育機會部門人手已縮減一半。
殘疾公義組織（前身為科羅拉多州殘疾法律組織）的聯席法律總監艾米莉·哈維表示：「我認為很多人都很生氣，但他們會想，『我們能做甚麼呢？』」她眼見自己的個案停滯不前。
特朗普上任時，她有一宗聯邦投訴待處理，指控科羅拉多州部分學校非法拒絕居住在學區範圍外的殘疾學童入學。哈維女士在司法部亦有一宗待處理個案，指控丹佛以南的一個學區曾數百次約束及隔離殘疾學生，儘管這種做法應僅限於緊急情況。
哈維女士說：「我覺得它們可能在某個虛擬書架上積塵。」
為應對聯邦積壓個案，她協助推動一項新的州法律，擴大科羅拉多州教育官員可處理的民權個案類型。
美國各州已調查各種特殊教育投訴，包括家長指控學校未有遵守兒童個別化教育計劃的個案。但科羅拉多州於五月簽署成為法律的立法，允許該州處理通常由聯邦層面處理的個案類型，例如涉及歧視及騷擾的指控。
哈維女士表示，她不認為聯邦民權辦公室曾經完美。「但我認為它對試圖解決問題的人幫助更少。」哈維女士曾於2020年及2021年擔任教育部民權律師。
波士頓地區特殊教育倡導者克雷格·哈勒表示，他去年初向教育部民權辦公室提出的投訴，至今仍未有任何消息。自特朗普政府開始解散教育部以來，他更多地依賴麻省的州系統來解決特殊教育事宜。
他最近利用該系統，協助一名因高中未有考慮其特殊教育計劃而遭停學的學生。
哈勒先生說：「我為我的客戶解決了問題。」但若沒有聯邦民權辦公室，「我無法從系統層面解決問題。」
雖然只有國會才能關閉教育部，但億萬富翁兼世界摔角娛樂前行政總裁麥克馬洪女士，已簽署了額外十份協議，將教育部職能轉交予其他聯邦機構。
迄今為止，這些協議並未減少特定計劃的工作人員數量。但代表教育部員工的工會表示，員工在新崗位上遇到設備及存取問題。
工會主席雷切爾·吉特爾曼表示：「很難形容這些協議的實施效率有多低。」
特殊教育倡導者指出，將殘疾學生的計劃、執法及監督職能分散到多個機構，引發了哪些問題會被忽略的疑問。
美國弧光組織（一個主要的殘疾權利團體）教育及家庭政策總監羅賓·林斯科特回憶，她曾於一月出席教育部舉辦的一個三小時聽證會。家庭、教育工作者及倡導者描述了獲取適當支援及服務的障礙。儘管他們承認系統存在缺陷，但沒有一位家長倡導將特殊教育的監督職能轉移至衞生與公共服務部。
儘管如此，她對特朗普政府仍然推動該計劃並不感到意外。
她周三表示：「這才過了24小時，但我認為我們預計這項舉動已超過一年。」
在國會，兩黨參議員均表示將嘗試阻止特殊教育歸入衞生與公共服務部的舉動。
路易斯安那州共和黨參議員比爾·卡西迪表示，他將「公開承諾」與其民主黨同事、維珍尼亞州參議員添·凱恩合作，採取立法行動，促使政府改變方針。卡西迪先生在今年春季的初選中落敗，其參議員任期不足六個月，他對殘疾學童面臨的教育挑戰有親身了解：他的妻子共同創辦了一個為讀寫障礙學生而設的特許學校網絡。
他周三表示，如果特殊教育被轉移，應歸入勞工部。他指出，該機構更能支援殘疾人士學習及工作。
科羅拉多州個別化教育計劃倡導者羅布·哈里斯表示，對家長而言，最重要的是他們能否獲得子女所需的服務。家庭花費大量時間應對本應協同合作為兒童服務，但往往未能做到的系統。哈里斯先生本人亦曾應對這些系統：他19歲的女兒是盲人。
哈里斯先生說：「家庭不會透過組織架構來體驗政府。我們透過子女獲得的服務來體驗政府。」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