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巴黎,氣溫計的水銀柱像失控的火箭,一路衝破四十四度。盧浮宮縮短了開放時間,埃菲爾鐵塔熱得發燙,三千多所中小學被迫停課。而在巴黎的殯儀館裏,電話每隔幾分鐘就響一次,打來的人問的都是同一個問題:「還有地方再放一具遺體嗎?」
殯儀館負責人祖海爾·赫爾泰利的手機響個不停。他說:「我們無能為力,因為殯儀館已經爆滿。」為了騰出空間,他不得不把部分遺體運到八十公里外的沙特爾,甚至向政府申請在殯儀館外臨時擺放冷藏集裝箱——申請至今仍在審批中。
法國公共衛生署的數字更冰冷:僅6月23日至25日三天,全國超額死亡約一千人。6月23日這天,刷新了法國有氣象記錄以來的最高溫紀錄,超越了2003年那場導致一萬五千人喪生的世紀熱浪。
就在這個當口,法國生態轉型部長莫妮克·巴爾布站了出來。
6月26日,巴爾布在巴黎空氣質量監測中心公開表態,聽到民眾呼籲普及空調的聲音時,她「深感震驚」。她說:空調從來不是應對氣候危機的治本之策,大規模安裝空調既無法遏制森林火情,也無力挽救野生動物種群,「這不是適應,這只是緊急措施」。
這番話,像一盆冷水澆在四十度高溫下的法國人頭上——只不過這盆冷水是滾燙的。
民眾的怒火迅速被點燃。法國家庭空調保有量不足百分之二十五,公立學校空調覆蓋率不到百分之七,大量養老院和基層診所至今沒有基礎製冷設備。急診科室室溫長期逼近四十度,重症病人根本無法平穩休養。對於獨居老人、低收入家庭和擠在奧斯曼老建築裏的租客來說,空調不是生活奢侈品,是保命的最後一道防線。
但更精彩的還在後頭。
有民眾實地查證後發現,巴爾布部長辦公室所在的國家行政辦公場所——塞奎亞大廈、拉德芳斯大拱門——早已配備了全套中央空調系統。她一邊在氣候峰會上暢談碳中和減排目標,一邊在冷氣充足的辦公室裏批評老百姓想裝空調「令人震驚」;她一邊說空調只是「緊急措施」而非長期適應方案,一邊讓自己的涼風習習成為日常。
這就是「雙標」最標準的範本:遠期生態目標是用來約束平民的,即時的舒適涼風是留給自己的。
輿論反彈來得又快又猛。僅僅兩天後,法國衛生部門緊急敲定採購計劃,一次性調配三萬台空調優先下沉到公立醫院、養老院與中小學。巴黎市政也同步採購上千台製冷設備。政策的急轉彎,像極了一個被打臉後慌忙補妝的演員——只不過這場戲的代價,是上千條已經逝去的生命。
這齣戲的荒誕之處,不在於環保理想本身有錯。法國綠黨和左翼陣營的論點並非全無道理:老舊建築隔熱差、空調外機加劇熱島效應、城市降溫需要生態手段而非單純靠電力製冷。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技術難題。問題在於,當這些「長遠規劃」被用來否定當下最迫切的民生需求時,環保就從公共政策淪為了階級修辭。
法國社會長期形成的「共識」——城市降溫靠生態改造而非空調——本質上是一種有產階級的共識。有條件做外牆隔熱改造的業主、有資源搬到避暑營地的家庭、有權力在辦公室享受中央空調的官員,他們當然可以優雅地談論「生態適應」。但對於擠在沒有隔熱設計的石質老樓裏的租客、獨居的退休老人、在急診室靠反光遮陽板和老舊風扇硬撐的醫護人員來說,「長遠規劃」四個字,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你們再忍忍」。
這就是「冷氣階級」的真相:涼風是有階級的,環保也是有階級的。
2003年那場熱浪,法國近一萬五千人死於同高溫相關,其中大部分是獨居老人。當時的政府被批評反應遲鈍、漠視弱勢。二十三年後,歷史幾乎原封不動地重演——只不過這一次,部長的藉口從「疏忽」升級為「環保」。從殯儀館爆滿到部長的冷氣辦公室,從超額死亡一千人到「空調令人震驚」,這中間的距離,不過是幾層樓的垂直高度,卻隔開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法國。
巴爾布部長的辦公室涼風依舊。而在巴黎的殯儀館裏,赫爾泰利還在等那個冷藏集裝箱的審批批覆。他說:「家屬們正在承受痛苦,我們感同身受,但我們真的無能為力。」
這句話,或許才是這場熱浪中最誠實的告白。當環保口號被用來掩蓋治理失能,當長遠規劃被用來搪塞當下生死,所謂「氣候適應」不過是另一種精緻的卸責。真正的雙標,從來不是「說一套做一套」那麼簡單——它是讓一部分人永遠有權談論「未來」,而讓另一部分人永遠等不到「現在」。
巴黎的夏日還很長。但對一些人來說,已經沒有下一個夏天了。
燈塔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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