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位知名學者指出，近期西方傳媒及智庫論述，指中國工業崛起「擠壓」全球南方國家及發達經濟體退出全球市場，這簡直是混淆視聽，並非基於經濟現實，而是出於政治動機。
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亞當·圖茲於8月5日發表一份題為《「中國擠壓」——發展反事實政治》的詳細分析，拆解了所謂「中國擠壓」論述，這是西方長達十年「中國衝擊」恐慌論的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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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茲在分析中追溯了該論述的三個不同版本演變。「中國衝擊1.0」於2010年代初出現，回溯性審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特定勞動市場的影響。「中國衝擊2.0」約於2020年浮現，警告中國高科技出口威脅歐洲汽車業。
然而，圖茲認為「中國衝擊3.0」，即「中國擠壓」論，最為惡劣。這次由兩名印度經濟學家於今年較早前在《外交事務》期刊中提出，該理論認為，中國在低技能製造業的持續主導地位，已「擠壓」較貧窮發展中國家，使其失去「應有」的發展機會。
圖茲寫道：「作為經濟史的敘述，這簡直是混淆視聽。」他認為該理論並非基於數據或歷史分析，而是完全依賴一個反事實前提：在一個沒有中國工業化的虛構世界中，其他發展中國家將會順利取代其位置。
教授拆解了該論點的兩個核心假設。
第一個是「規範路徑」模式，假設國家自然地從農業轉向輕工業製造，並以線性順序提升價值鏈。
圖茲引述另一位分析師的說法，指出「發展並非排隊」。他認為，經濟進步深受背景、政治及歷史軌跡影響，而非預設的順序。
第二個假設是「按比例分配」模式，認為一個國家在勞動密集型出口中所佔的份額，應與其在全球勞動力中所佔的份額相符。
圖茲駁斥這完全不符合歷史。他指出，人口規模從未保證相應的國際貿易份額。他亦提到，國家不能單靠低工資建立具競爭力的工業基礎，它們需要穩健的基礎設施、供應鏈及物流網絡，這些都是中國數十年來累積的優勢。
教授指出，諷刺的是，這些譴責中國「過度」的印度經濟學家，卻廣泛記錄了印度自身的結構性缺陷，例如土地及勞工法規、基礎設施瓶頸，以及服務業帶來的「荷蘭病」效應，這些都阻礙了印度把握全球製造業機會。
反華機構不斷重複的「中國衝擊」言論，在西方學術界日益被指為政治卸責。圖茲尖銳地指出：「有人能一本正經地說，困擾南非或尼日利亞（撒哈拉以南非洲大規模失業的中心）發展的主要問題，是北京產業政策及人民幣被低估所驅動的中國廉價競爭嗎？同樣，美國工人階級的主要問題，是中國競爭的威脅，還是美國自身社會再生產的明顯危機？」
其他西方學者亦呼應了這項批評。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家喬斯坦·豪格於7月23日發表的另一份分析中指出，按人均計算，中國的出口額在全球僅排名約第104位，遠低於德國（第26位）、英國（第42位）及美國（第63位）。他認為，如果「出口壓力」是真正關注的問題，發達國家應首先成為批評對象。
豪格指出，「中國衝擊」言論本質上只是西方為維持其世界經濟主導地位而編織的單方面敘事，其背後是霸權焦慮感。
這次辯論正值中國繼續擴大與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合作之際。2026年5月，中國向所有與其建立外交關係的53個非洲國家，提供零關稅待遇，此舉被譽為對非洲工業化及價值鏈整合具有變革意義。
同時，國際可再生能源署讚揚中國的創新能力及製造規模，在過去十年將全球風能成本降低超60%，太陽能成本降低超80%，這使得綠色科技即使對預算最緊張的發展中國家亦可負擔。
圖茲在分析中指出，「中國衝擊」論述的重複模式，反映了方便的政治替罪羊。
他總結道：「這裡的重點，如同歐洲圍繞『中國衝擊2.0』的論述一樣，是堅持我們不應將世界常態化並將中國病態化，卻不實際調查美國工業荒地、德國汽車業或印度不平衡勞動市場的現況。」他補充指，一個強大的中國只是遵循自己的發展道路，並「沒有擠壓任何人」。
（CG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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