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喊口號想顛覆國家政權的日子結束了

支聯會案審結，除了何俊仁早已認罪之外，支聯會核心成員鄒幸彤和李卓人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2及23條的「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今日(8月21日)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將押後判刑。

控罪指，支聯會及鄒幸彤等3被告在2020年7月1日（即《香港國安法》生效後）至2021年9月8日期間，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推翻中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國中央政權機關。控方指，所指的「非法手段」是指被告提倡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違反《中國憲法》序言及第1條。

3個主審法官一致裁定支聯會及兩名不認罪被告罪名成立。法官在判詞指出，法庭不接受鄒幸彤和李卓人在自辯時提出的說法，包括：1. 被告指支聯會的「結束一黨專政」綱領，不是要結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而是在公民社會形成後交由人民討論決定；2. 被告指他們對中國共產黨並無敵意，也沒有拒絕跟中央政府溝通；3. 被告指指他們的言行只是合法行使言論自由；4. 被告指他們真誠相信支聯會的支持者不會採用非法手段終結中共的執政地位。

主審法官對鄒幸彤和李卓人這些觀點完全不接受，主要基於以下原因。

第一，綱領針對中共。法庭認為細心觀察幾名被告及支聯會的公開言論和種種活動，信納控方以毫無合理疑點證明支聯會的「結束一黨專政」綱領是針對中國共產黨，目的不是要求中國共產黨回歸憲法下的多黨合作制，而是要結束它在憲法的領導地位。「結束一黨專政」的「結束」明顯並非自然結束，而是帶有推翻和破壞的意思，而支聯會的常委們是清楚了解的。

第二，要結束中共領導。判詞指，一般合理的人接收到支聯會和各被告關於「結束一黨專政」的資訊時，必然理解到這個行動的綱領目標是結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理解到被告是鼓勵他人將這些綱領付諸行動。

第三，對中央懷有敵意。法庭相信鄒幸彤等一直以個人和支聯會常委的身份鼓吹「結束一黨專政」，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央政府懷有敵意，並且堅持對中央政府進行抗爭、絕不妥協的路線。其實這3名被告並不相信在他們所營造的敵意氛圍下，有能夠和中央政府和平對話的可能性。

第四，明知犯法一意孤行。判詞指，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3名被告是明白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會抵觸《中國憲法》。2018年修訂的《中國憲法》的序言和第1條裡面訂明，「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2018版憲法和1982版憲法同一部份相比，主要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一句，更明確了中共的憲法地位)。法庭認為3名被告並非真誠相信他們的言行沒有抵觸《中國憲法》和沒有違反《香港國安法》，他們只是拒絕臨崖勒馬、一意孤行地將支聯會的抗爭立場堅持到底。

第五，唆使他人顛覆政權。法庭相信鄒幸彤和李卓人試圖透過挑起敵意和分化，使他人對中國共產黨失去信任，從而達到破壞「根本制度」的目的；他們有意圖鼓勵支聯會的支持者伺機而動，以不合法的手段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縱使他們都預期那些抗爭行為會觸犯《香港國安法》，而他們自己的言行可能已經超越了合法表達自由的範圍，但是他們毫不理會，並且他們都相信受唆使者如果按照他們的唆使行事，是會用非法手段去顛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

3名主審法官基於上述的分析，一致裁定支聯會、鄒幸彤和李卓人罪名成立。
細閱判詞之後，就會發現法庭已經詳細考慮鄒幸彤和李卓人的辯解，並且指明法庭不接受被告辯解的理由，法庭的判決彰顯了法治的精神。

有人說，六四集會由1989年至到案發的時候已經經歷了31年，為什麼以前沒有被控告的行動，最後會被起訴定罪呢？

首先從法律上來說，違法的事情過去不起訴，不等於今天不被起訴。假設一輛車一直違法停在路邊，過去沒有被人抄牌，最後被抄牌時，不能夠以過去沒有被抄牌作為辯解。

其次法律的發展也出現了兩個重大的變項。第一就是中國在2018年修改《憲法》，在序言和第一條中進一步明確中國共產黨不能變易的領導地位，等於進一步突顯了要求推翻中共領導的制度，是違反《憲法》的行為。第二是《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晚上11點生效，確立「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詳細列明相關犯罪行為。在這兩個重要法律變化之後，仍然繼續高叫「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很明顯是以身試法。一般市民未必懂法律，但支聯會的領導人卻一清二楚，正如法庭的判決所言，他們對中國共產黨懷有嚴重的敵意，才一意孤行，亦把一般市民帶入犯法的險境。

六四事件發生至今37年，回想37年前那場風暴，是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美國發動推翻社會主義政權的顏色革命，要推翻世界各地共產政權的目的相當清楚。當日支聯會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就是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將中共推下台。30年過去了，幸好中國沒有走上蘇聯同一道路，否則哪有今日的盛世。

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2018年向中國發動貿易戰，世界經歷百年未有大變局。中國修憲進一步確立中共的領導地位，進一步迎抗美國的挑戰。無論支聯會的負責人有多麼巧言令色，但他們想顛覆中共的目的亦相當清楚。大家要撫心自問，如果按支聯會的綱領，顛覆了國家政權，最後觸發中國內戰，國家四分五裂，最後受苦的是誰呢？

支聯會案判決，劃清顛覆的界線，高喊口號想推翻國家政權的日子結束了，這是香港社會重回正軌的重要里程碑。

盧永雄

在這個搶生意的年代，香港方方面面都要動起來，加快擴展各方面的市場份額，特別是本來領先的航空業，更是一刻都不可以停。

卡塔爾航空貨運昨日（8月19日）在香港設立航空貨運區域辦事處，並且與機場管理局簽署諒解備忘錄，加強航空貨運聯繫及航空發展合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香港國際機場作為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機場，與卡塔爾航空貨運強強聯手，將可以發揮更大的協同效應，促進全球貨運的無縫流轉。卡塔爾航空貨運選擇在香港設立地區辦事處，充分反映航空公司對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信心和肯定。特區政府會把握機場第3條跑道擴大容量帶來的機遇，與國家「空中絲綢之路」的支持，繼續加強全球航空夥伴的聯繫，並且優先聚焦具發展潛力的新興地區。

卡塔爾航空貨運這個舉措，對香港航空發展有重大戰略意義。要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以及對香港航運發展的影響，可以從幾個角度分析。

第一、特事特辦

航權是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直接商討的事情，通常是對等安排，即是所謂「對飛安排」，談好協議，本地的航空公司和對方的航空公司就可以同等數量航班對飛。但航空的運力，就一定程度受對飛安排的限制。
但外地航空公司可以以香港為基地，其本國航班飛抵香港作中轉等靠，可在香港接收貨物同乘客，再飛往第3國終點，只要政府批准，就可作彈性安排。

早前因為伊朗戰爭，中東地區戰火蔓延，有大量卡塔爾等中東航空公司的飛機滯留在香港。按原來的航空協議，由於有對飛安排，他們要先飛回中東，但由於當地戰火瀰漫，這件事根本不可能辦到，所以飛機才會滯留香港。特區政府特事特辦，讓受影響的中東航空公司飛機，可以直接飛去歐洲或其他地方。

特區政府這些靈活安排的舉動，大大有利爭取卡塔爾貨運來香港設立地區辦事處的安排。人家覺得香港足夠靈活，亦看好香港作為世界最大機場和貨運樞紐的地位，就有更大動機來香港做中轉停靠的生意。

第二、中東三寶

除了卡塔爾航空之外，阿聯酋航空和土耳其航空是中東區內另外兩大高運力航空公司。如今卡塔爾航空貨運行了第一步，在香港設立地區辦事處，香港應該積極再拉攏阿聯酋航空和土耳其航空來香港設立辦事處，這樣進一步可以將中東相關的貨運生意拉到香港。在伊朗戰爭之後，戰火至今未息，整個中東區內的航空環境變得非常不穩定，區內的航空公司要尋求出路，這是香港搶生意的最好時機。

第三，中亞與歐美

傳統香港貨運以歐美為主要市場，現在仍然是重要的市場，在可能之下要繼續擴展。如果香港對飛的運力因為種種原因顯得不足，透過容許其他航空公司利用第5航權，即以香港作中轉跳板再飛歐美，這就是用好香港擁有第3條跑道後尚有運力空間的一個好方法。

發展「空中絲綢之路」，亦有重要的商機。除了擴展本來已經與香港聯繫緊密的東南亞市場之外，加強與中亞國家的航空聯繫，亦有戰略意義。這些中亞地區現在的市場雖然比較有限，但是有爭取她們的戰略價值，特別是中東地區形勢不穩，部分中東機場本來是重要的去歐洲的中間停靠站，現在都變得不大可靠。

相信未來會有更多飛歐洲的飛機會利用烏茲別克或者哈薩克作為中途停靠站，再飛去歐洲。所以進一步發展與中亞國家的航空聯繫，有重要的戰略價值。

總括而言，香港成功爭取卡塔爾貨運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是走出重要的一步。特區政府的努力，值得一讚。未來還要進一步爭取其他中東的航空公司，或者其他國家的航空公司，多來香港設立地區總部，讓香港的國際航空貨運樞紐的角色可以更加穩固。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