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調解中心 —— 香港與新加坡之爭

香港背靠祖國的優勢，其他地方想爭取也爭取不了。

隨著國際調解院(IOMed)去年10月在香港開幕後，香港發展成為國際調解中心的速度一日千里。

在國際調解領域，競爭力體現在機構公信力、規則完善度、國際認可度及地理便利性等多個方面。目前具備較強競爭力的國際調解中心主要可以分爲全球性政府間組織、國際商事機構和各國領先機構3個層次。

第一層：全球性政府間組織

這類組織享有最高的國際權威性，目前只有我們國家牽頭成立的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香港。國際調解院是全球首個專門通過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地位可與聯合國國際法院等並列。

第二層：國際商事機構

這類機構歷史悠久，規則成熟，例如總部在巴黎的國際商會替代性爭議解決中心 (ICC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ADR)或總部在日內瓦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仲裁與調解中心 (WIPO AMC)。

第三層：各國/地區性領先機構

它們在特定區域或全球範圍內極具競爭力，常獲國際調查認可，如新加坡國際調解中心 (SIMC)、香港國際調解中心 (HKIMC)、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調解中心 (CCPIT/CCOIC)。另外如美國仲裁協會（AAA）、倫敦國際仲裁院（LCIA） 等主要仲裁機構也設有調解部門。此外，北京、深圳等地的仲裁與調解機構，以及馬來西亞國際調解中心（MIMC）等也在各自區域有重要影響力。

國際調解院把總部設在香港，對我們發展國際調解業務十分有利。行政長官李家超於今年5月在港舉辦的「2026全球調解峰會」上透露，國際調解院和去年10月開業時相比，《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的締約國已經由8個增至13個，簽署國由有37個增加到41個。

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透露，國際調解院已經成功解決一宗海事爭議，涉事方來自中國及新加坡，雙方已達成書面協議，這是調解院落戶香港後首次成功處理的爭議。 

香港在成為國際調解中心的路徑上，難免要和新加坡一爭雄長。新加坡2014年搞了「新加坡國際調解中心」（SIMC），深耕國際商事調解，和2019年成立的「香港國際調解中心 」(HKIMC)直接競爭。根據公開資料，新加坡國際調解中心的案件量從2014年的6宗增長至2024年的90宗，在案件數量上暫領先香港；但香港在大型調解項目的金額和複雜度上據報具一定優勢。

若香港和大灣區進一步融合，不要說全國、只是大灣區的公司，和外國公司簽訂合同時，都指定出現商業糾紛時在香港調解的話，香港的生意都會做到停不了手。

香港發展成為國際調解中心的機遇，絕對是「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國家從兩大方面需要香港大力發展國際調解業務： 

第一、踐行全球治理倡議

在這個全球分裂的世界，國家提出「全球治理倡議」，主要是重新扶正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組織作為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國家與國家之間出現衝突、公司與公司之間出現糾紛，推動調解就是一種以和為貴的處事方式，無論打仗或者打官司，可以不打就不打了，既節省時間金錢，也增進友好和諧。

過去並無國際間的調解組織，國家就發起成立國際調解院，並以香港作為總部所在地，這的確是一著高招。而香港是一國之下的國際城市，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香港，也可以突顯其中立性。 

第二，俄烏戰爭的啟示

在2022年俄烏戰爭之後，那還是拜登年代，美國已經開始「打茅波」了，聯合其他國家充公俄羅斯3000億美元的資產，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還不止，英國等國家還將那些俄羅斯富豪的資產凍結；瑞士本來是中立國，在制裁俄羅斯問題上也宣布不中立。整個西方世界好像瘋了一樣，完全背棄過去自己宣揚的國際原則，完全以美西方的標準為先。

中國過去積極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體系，出現國際爭議、商業糾紛，亦都信賴新加坡、倫敦等地的調解中心。但自2022年後，驀然發現這一套信念只是空中樓閣，所以設立真正公平的國際調解機構，培育可信賴的調解中心，十分必要，香港的角色應運而生。

在香港搞國際調解，中國不要求偏袒自己，只希望有真正公平合理的制度。就好像世界盃比賽時那樣，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個電話打給國際足協主席，就可以將本來紅牌出場的美國球員，容許他下場繼續作賽，這不是正常的世界。

國家有此需要，香港就要發揮所長，未來香港在國際調解事務上，商機處處。

盧永雄

美國政客轉移注意力的能量之高，令人咋舌。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又搞出一個新話題。

在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召開前夕，貝森特在受訪時指出，儘管美國對華直接貿易狀況正在「迅速改善」，但中國目前的出口激增態勢是不可持續的。

貝森特說，「世界不能有一個擁有1.2萬億美元貿易順差的中國，中國經濟目前相當疲軟，他們正試圖通過出口來擺脫困境，他們需要實現其經濟的再平衡。」

法國廣播公司指貝森特力主G20針對中國採取協同一致的貿易應對措施，想叫G20就減少貿易和經常賬戶失衡發表聯合聲明。但此舉並不容易成功，有很多國家和美國的看法不一樣。G20其實不應就減少貿易和經常賬戶失衡發表聯合聲明，更應該就濫加關稅發表聲明。美國對全球加關稅，即使對美國對其有貿易盈餘的國家如澳洲，都要加10%關稅，這些國家聽美國指揮就傻了。

貝森特向中國發炮，顯然是為自己的失敗轉移注意力。他近日第一個失敗之作是干預日圓無功。美國為阻止日本持續沽美債套現去支持日圓，就想美日聯合干預日圓一次性止血。7月31日，美國和日本自1998年以來首次聯合買入日圓，此後日圓一度走強，升到1美元兌155附近，但隨後日圓持續承壓。但到8月28日，日圓再度跌穿160水平，彭博直指美國的干預無效。

貝森特第二個失敗之作是干預美國國債息率無功。貝森特將美國財政部每一次國債回購計畫規模翻倍，由20億美元擴大到40億美元，試圖向市場傳出訊息，通過如國債利率升得太高，美國政府隨時會再干預，想借此

恐嚇市場，將美國的借貸成本壓低。但外媒指這一招的效果持續了大約48小時，美國國債利率又回升。

貝森特唯有把美國的負債問題 ，說成中國的貿易順差所致。

出口從來都是經濟的一部份，美國話中國靠出口來擺脫困境只是「搵來講」。用同樣邏輯，也可以說美國經濟十分疲軟，靠金融和科技來擺脫困境，你又覺得通不通？

美國之所以要投訴，是她遇上很大難題，美國有40萬億美元債務才真正不可持續。美國負上巨債，主要源於財赤失控，國債利息急升，政府無法承受，之後番干預失利，唯有再借中國作下台階，話一切問題都源於中國。

美國國債一年增加 2.2萬億美元。以2025財年（即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計，聯邦債務總額從約35.4萬億增至37.6萬億。當中1.9萬億美元是為彌補財政赤字，另外是償還到期舊債而進行的「借新還舊」操作。

貝森特說中國有1.2萬億債貿易盈餘離譜，美國一年發2.2萬億債離譜得多，美國這樣等如吸走了全球的資金，去支持美國人消費，去滋潤她們的股市。

美國的真正問題，是把自己的問題說成人家的問題，用一句中國話去說，是揣著明白裝胡塗。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