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宏：平實的守護者與改革者——紀念董建華先生

9月20日，香港各界送別董建華先生。回望他的一生，從航運世家到香港首任行政長官，從商界巨子到副國級領導人，董先生始終以一種不張揚卻篤定的姿態，走在改革時代的路上。他任內的施政或許不乏爭議，但那份為為國、為港、為家傾盡心力的誠意，值得後人平實地審視。

回歸前的鋪路者

董先生的政治參與，始於香港過渡期的關鍵時刻。1985年，他出任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1992年，被聘為首批港事顧問。這些職務並非虛銜讓他實實在在地參與香港回歸的制度設計與籌備工作。他與霍英東等愛國愛港人士往來密切，霍英東生前對董建華的支援，不僅體現在公開場合的發聲，更體現在私下對其施政的堅定護持。霍家後續的遺產糾紛中，董先生亦曾以長輩身份介入調解，足見兩家人之間超越政治的深厚情誼。這種聯繫不是簡單的social，而是那一代愛國商人共同信念的縮影：香港要回歸，香港的繁榮要站穩。

施政中的爭議與堅持

對所有改革者來說, 沒有一條改革之路是平坦的。董建先生擔任特首期間所推出的政策，每一項都伴隨著社會熱議與質疑，但卻又為香港帶來長遠的影響，乃至之後的每一任行政長官，都會以不同形式追隨董先生的步伐。

房屋政策是最具標誌性的案例。1997年首份施政報告提出每年興建八萬五千個住宅單位，目標是讓七成家庭自置居所。雖然公佈政策後，97亞洲金融風暴隨後襲來，這項政策曾被一些人視為加劇當年樓價暴跌跌勢的因素。但平心而論，房屋問題是香港的結構性痼疾，將此政策失誤完全歸咎於董先生的施政，未必公允。董先生的政策意圖清晰, 就是要解決香港存在已久的房屋短缺問題。這項政策是需要多代特區政府管治團隊持之以恆的努力才能實現，董先生是食螃蟹的第一人。

香港公務員體制改革引發深影響。2002年董先生推行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在確保公務員架構穩定的大前提下，一方面保留常任秘書長職級以維護公務員行政專業與中立，另一方面將司局長從公務員體系中剝離，改為政治任命。此舉是讓高層決策者為施政失誤負起政治責任。雖然在實際運作中，問責官員與公務員隊伍之間的摩擦時有發生，但客觀來說, 高官問責制仍為約束特區管治團隊帶來積極意義。

除了之外, 董先生任內推行的強積金制度為全港打工仔建立退休保障的基石，母語教學政策則在爭議中持續調整。每一項改革都有其時代背景與現實考量，亦都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香港社會的運行軌跡。

逆境中的沉着

董建華的施政，最艱難的時刻莫過於2003年SARS疫情。為應對經濟低迷時期，他向中央政府爭取到內地居民個人遊政策及CEPA協議的簽署，為香港經濟的復甦打開了一扇門。

董建華離任後，繼續以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身份關注香港事務。在不少人眼中，董先生不是一個完美的行政長官，他的施政有過挫折，有過爭議。但他以開拓者的姿態，在“一國兩制”這條的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施政實踐。施政實踐成效不能以當年的局限性去檢視。政策是否穩健，後人自有評說，但邁出這一步的勇氣與擔當，值得後繼者尊重與仿效。

林尚宏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香港殯儀館內白菊環繞、輓幛低垂。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香港特區第一任及第二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走完八十九載波瀾壯闊的人生旅程後，於今日舉行公祭大殮。全城哀思如潮，無數市民手持鮮花、眼含熱淚，在弔唁冊上寫下對「董伯伯」最深沉的敬意。送別董建華先生，哀思之外，更要讀懂他留下的精神遺產。

家國之情：不是口號，是血脈

董建華先生的愛國情懷，源於家傳，植於血脈。1937年7月7日，他生於烽火中的上海，與國難同日。父親董浩雲在他兩歲時的照片上題下「笑迎着大時代來臨」，時時叮囑「中國一定會好起來」。這份「家傳的愛國」，伴隨他走過殖民陰霾、回歸盛事與風浪考驗。他曾動情地說：「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愛國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家傳的。」這句話，道盡了那一代中國人的家國執念。

1996年，董建華毅然放棄商界優渥生活，高票當選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在無先例可循的歷史空白處，他承擔起將「一國兩制」由科學構想變為生動現實的歷史重任。1997年7月1日凌晨，他在就職儀式上堅定宣告：「『一國兩制』的事業，完全掌握在我們中國人自己手裏。」這擲地有聲的話語，標誌着香港結束百年殖民、開啟「港人治港」新紀元。

風浪之擔：在關鍵處敢於拍板

評論一位政治家，不看順境中的言辭，而看逆境中的決斷。

1998年8月，國際炒家三度狙擊港元，匯市、股市、期指市場同時開火，銀行同業拆息一度飆至300%，恒指從16673點急挫至6600點，財富蒸發以千億計。是死守「積極不干預」的教條，還是破例入市？董建華不到半小時拍板：「和他們鬥一場。」8月14日至28日，特區政府動用近1200億港元外匯基金入市，恒指回升1169點，擊退炒家，守住聯繫匯率。他說：「香港守住了！」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役，靠的是中央雄厚外匯儲備作後盾，也靠他敢於承擔歷史責任的勇氣。

2003年春，非典襲港，1755人感染、298人死亡，淘大花園淪為重災區。董建華親自掛帥督導小組，推出家居治療計劃；疫情稍緩，即撥款118億港元推出八項救市措施，並促成CEPA簽署、個人遊開放。翌年，香港接待旅客2180萬人次，旅遊收入918億港元，經濟觸底反彈。兩場硬仗，一脈相承的果斷。

他還做了一件更難的事：履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憲制責任。2002年啟動立法，遭內外勢力合力妖魔化，2003年7月1日數十萬人上街，自由黨臨陣轉軚，草案終告撤回。功敗垂成，遺憾至今，但歷史終究站在他一邊。國安漏洞此後長期困擾香港，直至香港國安法頒布、二十三條立法完成，人們才真正讀懂當年那份「知其難而為之」的遠見。敢於硬碰硬，是擔當；碰而未竟、其志不改，更是擔當。

長遠之謀：為香港埋下未來高质量发展的種子

董建華深知，「一國兩制」起步階段最忌只顧眼前。回歸之初，他直面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在首份施政報告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每年興建8.5萬個單位，十年內七成家庭自置居所，公屋輪候時間由6.5年縮短至3年。計劃因金融風暴、樓價暴跌而擱置，甚至一度被譏為「不存在」。然而今日劏房、籠屋之痛，恰恰反證他當年直指深層次矛盾的判斷沒有錯。

同一時期，他佈局數碼港、科學園、中藥港、迪士尼、郵輪碼頭，力推產業多元；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鞏固行政主導；把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由約14%提升至接近50%，為人才奠基；並設立強積金，為老有所養建章立制。

儘管部分政策因外部環境與社會阻力未能盡如人意，但歷史證明，他的構想極具前瞻性。例如，他促成CEPA簽署與內地個人遊開通，為香港經濟轉型注入新動力；他倡導的創科發展，如今已成為北部都會區與河套合作區的核心引擎。這些「拓荒」之舉，為今日香港「由治及興」築牢了根基。

一生只做一件事：為「一國兩制」事業鞠躬盡瘁

2005年卸任之後，董建華並未停下服務國家與香港的腳步。2008年創辦中美交流基金會，以民間外交為中美關係架橋；2014年創辦團結香港基金，破解社會深層次矛盾建言獻策；在2019年-2020年期間，「修例風波」與疫情交織，香港迎來至暗時刻。他與梁振英牽頭成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凝聚社會共識，在香港最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

他常言：「我是屬牛的，牛的脾氣就是認準了目標就不放棄。」這份執著，值得香港乃至全國學習和弘揚。2019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親手為他戴上「『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獎章，成为他畢生奉獻的最高褒獎。

憶苦思甜：香港需繼承的三種精氣神

今時今日，香港已進入「由治及興」的關鍵階段：首份五年規劃（2026—2030年）出台，北部都會區加速建設，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開園、逾百家企業進駐，新田科技城、沙嶺數據園區陸續上馬，「南金融、北創科」格局清晰可見。這一切，與董建華當年推動創科、開發土地、對接國家的思路一脈相承。

在如此歷史性的關鍵節點，社會各界尤須秉承他三種精氣神。第一，要有「立於香港，但高於香港」的大局觀。堅信「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自覺把香港置於國家發展大局之中，主動對接國家政策，不自我邊緣化。

其二，碰硬骨頭的擔當。房屋、土地、產業結構這些深層次矛盾，拖得越久代價越大。「八萬五」受阻的歷史教訓說明，改革不能因既得利益的阻力而半途而廢，更不能只問掌聲、不問成效。

其三，立足長遠的戰略定力。五年規劃藍圖已繪，貴在一張藍圖繪到底，不因一時爭拗而動搖。當因以董先生為榜樣，發揚「牛」的韌勁，團結一心，拚經濟、謀發展、促改革。

董建華先生走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歷史的第一頁，永遠寫着他的名字；愛國愛港的丹心，將永照香江。願今日香江，把他當年勾勒而未竟的藍圖化為現實。

梁帆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