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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心為上與疲敵之計:古代圍城戰中的心理消耗與內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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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心為上與疲敵之計:古代圍城戰中的心理消耗與內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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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心為上與疲敵之計:古代圍城戰中的心理消耗與內部瓦解

2026年10月15日 16:30

城垣未傾,護城河未涸,城內的糧倉與人心卻已率先見底。晝夜輪番的鼓角奪去士卒睡眠,斷絕的樵汲耗盡儲備,久候不至的援軍一寸寸蝕去將帥與士卒之間的互信。馬謖論用兵之道,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孫子》則直言「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圍城戰的真正殺招,往往不在雲梯與砲石的物理撞擊,而在對士氣、糧儲與信任的漫長消磨。(按:「攻心」「疲敵」「奪氣」「奪心」為兵書原詞;「心理消耗」「內部瓦解」為今人概括。)

兵書中的「攻心」與「疲敵」

須先辨明兩句常被混為一談的話。「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出自馬謖——建安興三年諸葛亮征南中,馬謖送行時進言:「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三國志·蜀書·馬良傳》裴注引《襄陽記》)。而《孫子·謀攻篇》所論則是另一套:「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孫子為何把攻城列為最下?他給出了明確的成本核算:「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器械三個月、土山又三個月,主將一怒而令士卒蟻附登城,死傷三分之一仍拿不下,便是攻城的災難。

那麼「攻心」與「疲敵」的兵學依據何在?一在《軍爭篇》:「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一在《虛實篇》:「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這三句,正是「心理消耗」的兵書源頭:奪其銳氣、亂其將心、使之由逸轉勞、由飽轉飢。《行軍篇》更有一套相敵之法:「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古代將帥正是透過這些外顯徵候,判斷敵軍是否已近極限。

至於《墨子》諸篇(〈備城門〉〈備穴〉〈備梯〉〈號令〉等),所載主要是守方的應對:如何備禦十二種攻城之法(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轀、軒車),如何分配城中糧食、如何維持內部號令。它的價值在於從反面映照——正因攻方的手段如此繁複,守方的內部秩序才顯得如此脆弱。

最早的實錄:楚圍宋(前595–594年)

中國史冊中「圍城拖垮人心」最早的完整案例,見《左傳·宣公十五年》。楚莊王圍宋,自前595年九月至次年五月,歷時九月。宋人告急於晉,晉不能救。楚大夫申叔時獻策「築室反耕」——在城外蓋屋、屯田,作出永不撤圍的姿態,宋人見之必懼。

宋國的回應,是絕境中的心理反擊:大夫華元夜入楚營,登上楚將子反的床,將他喚起,說:「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八字,成為此後兩千年圍城史最刺目的成語。華元以「寧可亡國也不接受城下之盟」的決絕,換來楚軍退三十里而盟。

這場戰役沒有雲梯對撞,雙方比拼的純粹是:誰先相信對方撐不下去。

睢陽:援絕與人性的極限(757年)

唐至德二載(757年)的睢陽之戰,是「援絕」與「信任斷裂」最極端的實證。張巡自寧陵引兵三千入睢陽,與太守許遠合兵六千八百人,當尹子奇眾號十餘萬之師,自正月堅守至十月。

城中應對之窮,載於正史者極為具體:矢盡,張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賊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而不設備,巡乃以死士五百斫營,大破之。不識敵將,巡令以蒿為矢,中者喜而走白子奇,遂識其狀,使南霽雲射之,中其左目。

而最致命的一環是援軍不至。南霽雲突圍求援,先至彭城許叔冀,後至臨淮賀蘭進明——進明忌張巡聲威,不肯出師,又愛霽雲之勇欲留之。霽雲嚙落一指以示信,臨行射矢於佛寺浮圖,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最終僅得馬百匹、兵三千,突圍入城時死者大半,僅千人得入。城中將士知援絕,相向而哭。

糧盡之後的情形,正史所載極為殘酷:先食馬,馬盡則羅雀掘鼠,又煮鎧弩以食;張巡出愛妾,殺以饗軍士,許遠亦殺其奴以哺卒。此後據《新唐書·張巡傳》,「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城破之時「遺民止四百」。這裡沒有什麼「軍民互信的透支」——只有一支軍隊在援絕之城裡,把整座城的人吃到了只剩四百。

十月癸丑城陷,張巡、南霽雲、雷萬春、姚誾等三十六將同日遇害,許遠械送洛陽後被殺。張巡就義前曰:「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

韓愈《張中丞傳後敘》為其辯護,一語道破此戰的戰略價值:「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六千八百人守了十個月,拖住的正是江淮財賦的生死線。

襄陽:六年長圍與最後一擊(1268–1273年)

南宋咸淳四年至九年(1268–1273年,元至元五年至十年),元軍以阿朮、劉整為主將圍襄陽。其法不急於蟻附攻城,而是築長圍、鹿角、一字城,於漢水中立柵斷其水道,又造戰船、練水軍,徹底切斷襄、樊與外界的聯繫。

援軍屢試屢敗:夏貴、范文虎、張世傑等多次入援皆受阻;最壯烈的是咸淳八年(1272年),民兵將領張順、張貴率死士三千,突破元軍封鎖,將衣甲糧米送入城中——張順身中四槍六箭而亡,張貴入城後再度突圍求援,被俘殉國。援絕,是襄陽最終陷落的核心。

但襄陽並非純然「不戰而降」。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元軍以西域人亦思馬因所造「回回砲」猛攻樊城,破之,屠城;移砲向襄陽,「一砲中其譙樓,聲如雷霆,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呂文煥登城望援不至,二月開城出降。

換言之,襄陽之戰的結構是:六年封鎖耗盡希望,回回砲的一擊終結猶豫。——漫長的心理消磨負責讓守軍相信「援不會來了」,而最後那聲雷霆,則讓他們相信「再守也無意義」。

楚圍宋九月而宋人「易子而食」;睢陽十月而城中「凡食三萬口,遺民止四百」;襄陽六年而呂文煥望援不至——三場圍城,橫跨一千八百餘年,卻呈現同一個結構:攻方所消耗的,從來不只是城中的糧,更是城中人對「明天會更好」的信心。

《孫子》說「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馬謖說「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兩句話相隔約七百年,指向同一件事:城垣可築,糧儲可積,唯有人心一旦在饑饉與絕望中消磨殆盡,再高的牆,也只餘空殼。而守方唯一能與之抗衡的,也只有同一套東西:令行禁止的秩序,以及主帥讓士卒相信「援軍會來」的能力——哪怕他自己也並不相信。




《山河戰骨》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戰鼓停歇後的營地,往往比陣前更為寂靜,也更為凶險。

刀箭留下的創口若未及時清理,膿血交潰;營帳周邊若無固定排泄之所,污物隨雨水滲入淺井;傷兵與健卒混居一處,發熱、下痢、咳嗽之聲日夜不絕。冷兵器時代的史冊慣於記載斬獲與破城,卻少有人仔細清算那些未死於敵手、卻倒於營中的士卒。

在無從辨識致病之由、軍中亦無專屬醫官編制的年代,軍隊的持續作戰能力,往往不取決於鋒刃是否銳利,而取決於將帥能否在營帳之間守住幾條最基本的規矩。(按:以下「疫氣」「金創」「瘴疫」等皆用史籍原詞;「隔離」「防線」等為今人概括,非古人原話。)

史冊邊緣的「疾疫」與營地環境

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赤壁,是史冊中「疫病壓倒軍事」最著名的一例。《三國志》三處記載互證,皆不提火攻為決定因素:

《武帝紀》本文:「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吳主傳》:「(曹)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周瑜傳》則記戰前狀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三條合觀,可知疫病在交戰前已蔓延,戰敗後更與飢餓疊加,死者過半。後世聚焦火攻之烈與連環船之誤,反倒掩蓋了正史反覆致意的那個字:疫。

古人對營地與疾病關係的認識,其實由來已久。《孫子兵法·行軍篇》即立下原則:「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駐軍宜居高、向陽、近水草之實地,軍中不生百疾,方可言勝。同篇又列營地禁忌:「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這些都是先秦兵學中原原本本的「營地防病理論」:不講微生物,只講地勢、向陽、水土。

東漢末年的大疫,則留下了另一組數字。張仲景於《傷寒論》自序中寫道:「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須辨明:這是他自己宗族二百餘人的統計,並非軍中或全國數據;但它印證了建安年間疫病之烈。曹植《說疫氣》記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一同時期的士人凋零,可與此互證。

軍中的數字更為驚人。《後漢書·馬援傳》載建武二十年(44年)秋,馬援自交趾還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軍吏因瘴疫而死者達十之四五。又載建武二十四年(48年)征武陵五溪蠻:「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連主將都染病,只能鑿山崖為室以避暑氣。非戰鬥減員之重,於此可見一斑。

將帥的紀律抉擇

面對營中疾疫,古代軍隊的應對邏輯,大抵圍繞「避」與「斷」二字:避,是擇高燥向陽之地、遠低濕穢濁之處;斷,是病患別置、甚至焚營拔帳。此類措施的具體條文,散見於歷代兵書與營規,因文本流傳與版本差異,本文不逐一坐實某書某卷;可確信者是其實踐邏輯——將帥若放任營中污穢積聚、人畜混居,部隊往往不待接戰而先失戰力。

真正可考的,是將帥對軍紀的執行力度。《宋史·岳飛傳》載岳家軍:「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一縷麻線即斬,寧凍死不入民宅。這種近乎苛刻的紀律,正是長期維持建制完整的基礎:它管束的雖是軍民關係與宿營秩序,但其背後的令行禁止,與管理營中污穢、安置病患,本是同一套執行能力的兩面。

反過來說,營紀鬆弛的代價同樣載於史冊。曹操軍中疫死者大半,與其遠道而來、水土不服、營地環境惡化直接相關;馬援征五溪「士卒多疫死」,亦與盛夏暑濕、深入溪谷有關。冷兵器時代的戰爭,從來不只是鋒刃的交擊,更是營帳後方對地勢、水土與日常秩序的管控——而這一層,恰恰最難被寫入戰報。

史書上的「大捷」背後,往往藏著無數未被記載的營中損耗。能穿越疫病與創傷雙重考驗的軍隊,並非擁有神醫良藥,而是將帥在資源極限下,仍能擇地而營、令行禁止、果斷處置病患,並在關鍵時刻捨棄營區以保全主力。

《孫子》那句「軍無百疾,是謂必勝」,說的正是這件事:在冷兵器時代,一支軍隊真正的第一道防線,從來不在陣前,而在營中。而這道防線的形狀,不是刀矛,是地勢、是秩序、是令行禁止——以及將帥對那些「不會被記入戰功」的損耗,是否保持了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