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受國家委託主辦亞太經合組織(APEC)財政部長會議,為中國作為東道國11月在深圳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33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作前奏。這是中國事隔11年第三次擔任APEC東道主,更是香港首次承辦APEC財長會議。會議有21個成員經濟體超過500位相關的財金官員、代表和商界領袖雲集香港,參加會議。
10月初,美國主辦的20國集團(G20)貿易部長會議在密爾沃基舉行,美國想發動G20草擬針對所謂「中國產能過剩」的聲明,結果失敗告終。美國搞對抗,中國搞合作,這次APEC財長會議就聚焦各國加強合作的領域,包括增加宏觀經濟政策溝通、探討人工智能帶來的新機遇等。
特首李家超昨日(10月20日)表示,今次APEC財長會議首次在香港特區舉行,香港會把握這個高層次的國際平台,發揮在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向與會的APEC成員經濟體財金官員和國際組織代表,以至國際社會展示香港在經濟、金融及社會等方面的全方位發展,並介紹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聯絡國家機遇和國際機遇的疊加優勢。
香港上次主辦大型國際會議,就要追溯到21年前的2005年12月,香港舉辦世貿組織第6次部長級會議,不過當時有大批韓農反對世貿組織來港示威,再加上本地示威,爆發不少衝突,而這次APEC的財長會議就成功和平舉辦。
國家是今屆APEC的主辦經濟體,特意將財長會議安排在香港舉行,自有其深意。美國在2020年開始制裁內地和香港的官員,特首亦在制裁之列,意圖打壓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近期中美關係略有改善,被中國制裁的美國國務卿魯比奧亦跟隨美國總統特朗普在5月訪華;而特首李家超亦舉辦APEC財長會議的歡迎晚宴,中美兩國都淡化相互制裁的效果。
香港舉辦APEC財長會議,有助推廣香港作為一個國際中心的地位,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理解。
第一,獲得中央硬核背書
這次APEC財長會議由國家財政部主辦,香港特區政府承辦,這個安排被廣泛解讀為中央對香港作為國際中心的高度肯定和硬核背書。在香港推進首份五年規劃、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關鍵節點上,安排香港承接如此高規格的多邊財經對話,客觀上向國際社會展示香港在亞太財金版圖上的獨特位置,不但並未削弱,還在加強中。
第二,將香港既有優勢置於全球聚光燈之下
會議匯集了21個APEC成員經濟體的財金決策者,香港承辦此次會議,讓這些經濟體的財金官員和商界領袖直接到香港來了解香港的現況,以消除他們對香港的誤解和偏見。我自己接觸過派駐香港的外國使領館官員,他們都提到即使他們的家人朋友,對他們被派駐香港都有一定疑慮,通常的問題是問香港是不是很亂,或者香港是不是還可以上到互聯網。
讓這些過去比較少來香港的外國人親身來香港,了解香港的狀況,有助消除偏見和誤解,讓他們進一步了解香港的制度優勢,包括成熟的離岸人民幣市場,與國際接軌的金融管理監管框架,完備的法律和專業服務,和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可以讓香港向亞太商界實地展現我們實力。
香港安排這些外國APEC成員和商界領袖在港的參觀活動,第一天主要是一些觀景活動,第二天就會安排參觀科學園、數碼港和國際調解院,以及故宮博物館和藝術館等,這都是突出介紹香港在創科、文化甚至是國際事務上可以扮演的角色。
第三,突顯香港作為國際中心的地位
過去地緣政治競爭沒有那麼激烈,無論倫敦、紐約、瑞士、新加坡或者香港,都是國家可以充分利用的國際中心。但是隨著這個百年不遇的變局到來,中美競爭加劇,中國不能不考慮國際中心的安全性,而香港在一國之下,地位就充分突顯出來。
雖然國際中心沒有像ISO的官方標準認證,但也有一些機構訂出一些評比指標,例如清華大學與德勤聯合發布的《國際交往中心城市指數》,將「國際交往中心城市」定義為具備聯通和服務世界功能、能夠聚集國際高端要素、在全球事務上發揮重要影響力的城市。其評估框架由「吸引力、影響力、聯通力」3個一級指標和11個二級指標(如宜居、宜商、國際事務、科技創新、交通設施等)等構成。在2025年的評估中,香港位列第7,排名在香港前面的城市依次為倫敦、巴黎、紐約、首爾、新加坡和北京。香港排名靠前,但亦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對於國際金融中心這一特定功能,「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是最具權威性的評價體系之一。它從「營商環境」、「人力資本」、「基礎設施」、「金融業發展水準」、「聲譽及綜合」5大維度對全球主要金融城市進行持續評估。在這一體系下,香港長期位居全球第3,與紐約、倫敦構成「紐倫港」第一梯隊。
總的而言,在國家支持下,香港在朝向國際中心的路徑上不斷挺進。一個國際城市的中心地位根基,在於持續的資本與人才流入、法治與監管的可預期性,及連接實體經濟的深度。一個國際中心的作用,不單是一個國際交往節點,也不僅是一個遵循既定規則的市場,而是在於它可以在規則制定層面爭取話語權,而香港在這方面的發展至關重要,舉辦APEC財長會議,只是一個開始。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