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阿媽炒菜,從陶罐裡挖出一勺雪白的豬油,落鑊即化,那股香氣是花生油無法比擬的。豬油拌飯、豬油撈麵、豬油渣炒菜心,幾乎是幾代港人的味覺鄉愁。但今日超市貨架上,豬油被擠在角落,標籤上寫著「動物性脂肪,不宜多食」;年輕人談豬油色變,彷彿它是心血管疾病的元兇。這種「失勢」,並非一朝一夕,而是一場持續千年的油脂政治——從先秦的「膳膏」到今日的「被嫌棄」,豬油的命運翻轉,折射出中國農業經濟與健康觀念的雙重變遷。
中國人食用動物油的歷史,至少三千年。《周禮·天官·庖人》記載:「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膻。」這裡規定了四季獻給天子的鳥獸及烹飪用油:膏香是牛油,膏臊是狗油,膏腥是豬油,膏膻是羊油。東漢劉熙在《釋名》中解釋得更清楚:「戴角曰脂,無角曰膏。」牛羊有角,其油稱「脂」;豬無角,其油稱「膏」。宋元學者陳澔進一步註解:「肥凝者為脂,釋者為膏。」凝固的叫脂,融化的叫膏——今日我們說「油脂」,古人卻分得很細。
在先秦至漢代的漫長歲月裡,豬油是絕對的烹飪主角。《禮記·內則》明確記載:「脂用蔥,膏用韭。」意思是牛油配蔥,豬油配韭,各有講究。當時的烹飪方式以煮、蒸、烤為主,油主要用來提味和潤滑。漢代《史記》記載秦始皇陵「以人魚膏為燭」,雖然「人魚膏」帶有傳說色彩,但側面反映了動物油脂在當時的珍貴——連照明都要用油,更何況烹飪?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長信宮燈,燈罩內殘留的蠟狀物質經考證確為動物油脂,可見漢代貴族的生活已離不開脂膏。
植物油雖在漢代已出現,但長期處於邊緣地位。東漢《四民月令》記載「二月可種胡麻」,芝麻油開始普及,但主要用於照明和縱火——三國時魏將滿寵「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可見當時芝麻油是理想的燃燒物,而非日常食用油。唐宋時期,隨著冶鐵技術突破,導熱快、耐高溫的鐵鍋走入尋常百姓家,「炒」這種技法才真正興起。炒菜需要煙點高的油,植物油的優勢開始凸顯。
宋代是植物油崛起的關鍵轉折。當時養殖業發達,豬肉價格低廉,但百姓更愛吃羊肉,豬油雖在廚房中仍佔一席之地,卻已不再是唯一選擇。元代越冬型油菜傳入中國,憑藉與水稻輪作的優勢,迅速在長江流域擴張;明清時期,花生、大豆從美洲傳入,榨油技術隨之革新。清代檀萃《滇海虞衡志》記載:「落花生為南果中第一……以榨油為上,故自閩及粵,無不食落花生油。」到了這個時期,植物油已從「配角」變為「主角」,豬油逐步退居二線,專司「增香」一職。
豬油的徹底「失勢」,是近現代的事。二十世紀中葉,西方營養學傳入中國,飽和脂肪酸被認定為心血管疾病的元兇,豬油因其高飽和脂肪含量而備受詬病。植物油廠商的廣告攻勢、健康專家的反覆警告、都市中產的飲食焦慮,共同將豬油推上了「不健康」的審判台。年輕一代在「少油少鹽」的教條中長大,對豬油的記憶僅存於阿媽的廚房,而非自己的餐桌。
但近年來,這股風向似乎又在微妙地轉變。美食博主重新發現豬油的香氣,「豬油拌飯」成為懷舊風潮;營養學界也開始反思,指出豬油中的單不飽和脂肪酸比例並不低,反式脂肪酸含量甚至低於部分氫化植物油。這種「平反」未必能讓豬油重返巔峰,卻提醒我們:對一種食材的「審判」,往往夾雜著時代的偏見與商業的利益。
從「豕膏」到「被嫌棄」,豬油的千年沉浮,是一部濃縮的油脂政治史。它曾經是天子膳桌上的正統,後來是平民廚房裡的常客,再後來是健康敘事中的反派,最終在懷舊與爭議中尋求和解。或者說,當阿媽再次挖出一勺雪白的豬油時,挖出的不只是一種油脂,更是一段關於味覺、經濟與觀念交織的複雜記憶。
筷尖上的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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