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向來反對以暴力表達政治訴求,因此去年撰寫數篇文章譴責旺角暴亂。同樣地,對於近日有港獨派立法會議員遭人攻擊,筆者亦一視同仁,對施襲者予以批評。無論有關人士何等不認同港獨派議員的政治立場,他們的人身安全亦應受到保障,而不是訴諸暴力。
受襲者之一羅冠聰形容,是次機場遇襲事件,是「嚴重暴力行為」,並「超出示威界線」。他認為,「企圖以暴力脅迫他人支持自身意見,有違民主精神」,因此有關行為「已非文明社會所能容忍」。
這種大義澟然的說話,無疑是普遍市民的共同價值,相信沒有市民希望暴力充斥於文明社會。然而,這位自詡正義的新科議員,眼見去年的旺角暴亂所引發的警員受傷、社會不安、街道混亂的問題,又有否義正辭嚴地批評該等「超出示威界線的嚴重暴力行為」呢?既然將政治與暴力掛勾是羅議員所不能容忍的行為,為何羅議員又對「企圖以暴力脅迫他人支持自身意見」的惡行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呢?如果行使暴力是「有違民主精神」,那麼可否解釋一干旺角暴亂涉事者和支持者為何仍然打著「民主、自決、正義」的旗號欺世盜名,招搖撞騙呢?
記得當天港獨份子為了文過飾非,提出因為當權者惹起公憤,在民怨沸騰下,示威者不得不將行動升級,最終演變成一場暴亂。因此,暴亂的責任在政府身上,與暴徒無關,涉事者不應受到譴責。
換言之,按照他們的邏輯,只要施襲的一方認為受到威脅,情緒高漲至不可自制的地步,即可不顧法律和文明的底線作出「自衛」的行為。那麼,今時今日,港獨思潮毒害青年朋友,甚至在權力機關中威脅香港和國家的利益,愛國份子因而感到無比憤怒,繼而民意反彈,向港獨派議員作出暴力行為,在這班喜歡搬弄是非的港獨份子眼中,施襲者同樣不應受到任何批評。
然而,幾位港獨派議員公開批評是次受襲事件,卻以截然不同的態度對待牽連更大,傷者更多,更為嚴重的旺角暴亂,可見他們在暴力的問題上雙重標準。他們對待暴力飄忽不定的態度,反映其潛台詞就是,只要你是民主、港獨路上同道中人,才可享有基本的人身權利,而且為了爭取民主、港獨,即使行使暴力、無視法律、做盡違法之事亦應有「免死金牌」,無需被追究或負上任何責任。相反,只要你是政府中人或是愛國人士,則人身安全是無需受到保障,就算被民主、港獨人士傷害亦不應被同情,更加沒有傷害他人而不需負責的特權。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是人性之美德,才能自慎言行,而不拘小節,建立廣大的胸襟。可是,港獨派是「嚴以律人,寬以待己」,這種態度正好與其政治主張一樣,不負責任,不切實際,無恥至極。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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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香港政府就某項政策或計劃諮詢,必須符合以下其中一個條件。第一,有關政策或計劃具爭議性,需要各界市民表態,增加公眾認受性及盡可能收窄分歧,標準工時正是一例。第二,有關政策或計劃沒有明確的方向,需要透過諮詢收集市民意見,聚焦在少數的方案,方便公眾討論和作出決定,自願性醫保計劃就是例子。第三,有關政策或計劃是香港範圍內的事務,假如與香港以外的政府和機構合作,一般都不可能作出廣泛諮詢,以免增加談判時的難度,例如興建香港迪士尼樂園,事前特區政府便並未作出諮詢。
由此,近日鬧得熱哄的故宮博物館被質疑欠缺諮詢,便顯得理據不足,站不住腳。除了少數極端反對派和反中份子外,基本上大部分市民都會同意故宮博物館座落香港,有助提升香港文化、歷史氣息和增加旅遊景點,根本無需諮詢以收集群眾意見。既然普遍市民同意興建故宮博物館,即是已經有具體的計劃方向,重新諮詢公眾也不過是多此一舉,費時失事。而且,是次計劃是與北京故宮的合作項目,假如諮詢公眾,正如林鄭月娥所講,可能在協商的過程中造成不必要的尷尬。為免計劃泡湯,公眾諮詢是絕不可行的。
雖然,有部分市民認為,即使有關計劃不設公眾諮詢,亦應公開招標或舉辦設計比賽,以決定展館的外形及承辦人,讓公眾有更大的參與度。然而,正如西九文化區發展委員會委員馮永基所指,公開設計比賽有致命的缺陷,就是參賽者為了脫穎而出,刻意標奇立異,亦較不重視展品擺放的相關要求,與需要嚴肅設計和氣氛的故宮博物館格格不入。
事實上,過去沒有事例證明,公眾諮詢得出的結果比沒有進行諮詢為佳。回歸以來,大部分曾經作出諮詢的政策和項目,最終都是諸多挑剔,惹來抨擊,甚至群起反對,推倒重來,或是釀成社會抗爭,弄得發展停滯,社會不寧。相反,一些有益整體社會,而沒有經過公眾諮詢的決定,卻獲得不少市民好評,例如2011年公佈財政務算案後,因應當時民生狀況和群情洶湧,修改將六千元注資強積金戶口的建議,改為向全港成年市民派發六千元,舒緩不少基層市民的經濟壓力。既然今次計劃沒有諮詢的必要,亦不保證諮詢必然得出皆大歡喜的結果,實在看不出部分人士窮追不捨,要求諮詢的理據何在。
是次千載難逢的合作機會,最後竟然演變成一場政治風波,主因有兩個。一,是由於自從梁游風波後,政壇難得出現一片風平浪靜。泛民議員為了「刷存在感」,自然要無事生非,小事化大。二,是部分港獨及反中份子的固有習慣,凡是與國家有關的人、事、物,不問緣由,一律反對,務求「去中國化」,滿足政治目的。
筆者感嘆,當政府按照程序行事,就被公眾批評官僚主義,刻板保守;當政府不依慣例諮詢,就被指責是長官意志,破壞制度。這種「對人不對事」的態度,實教官員及市民無所適從,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