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這一個在古時屬於嶺南偏遠的地區，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已有人類活動，從馬灣東灣在1997年發現遺址，「馬灣人」堪稱香港人「祖先」，從出土文物可見與廣東石峽文化有著同一的特徵，而李鄭屋古墓的「十字型」漢墓佈局，證明香港與華南地區的關係很密切。
香港自被秦朝統一設郡後，正式被中原政權統治。從此時起直至元朝，隨著中原戰亂，北方民眾不斷帶著文明向南遷移，香港地區文明也逐漸被同化。自唐朝起，香港成為海上交通要衝，陸上發展小規模的鹽池。唐昭宗光化四年（公元901年），有新界原居民開始在香港定居。
香港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以「人來人往的移民故事」為主題展開講座，請來香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劉智鵬教授演講。他表示香港與華南地區之間人口的遷徙及往來，在宋代出現第一個高潮，那時來自於江西、福建、廣東等地的移民就成了現在的「本地居民」。我們說的「香港五大族群」鄧、彭、侯、文、廖，大抵是在那時陸續遷入新界。
劉智鵬教授
劉教授表示，中國人一直在內地與香港之間來往穿梭，及直至英國佔領了香港島以及九龍半島，宣佈香港為「自由港」之後，吸引商人，也吸引不少中國勞動階層，自此「人來人往」的香港就有所變化：「開埠之後，移民來港的密度是驚人的，因為香港有大量的勞工需要，除了有少量華商來到之外，還吸引大量暫時居留的人口，主要是廣東人，以及是草根階層的人。有一類是客家人，被招聘去『打石』，香港的石礦在19世紀支援著整個的華南地域。」
移民提供了勞動力量，由當時開始至到今日都在社會上發揮著作用。劉智鵬教授表示，有不少華人在當時累積了財富，成為了華人領袖，好像李陞、黃勝、何東、何啟等等，這一批傳奇人物，成立了不少法定華人團體，包括東華三院及保良局等，影響深遠至今；部分領袖的後人現時仍在香港，甚至華南地區發揮了影響力。
由早期勞動人口移民的「推因」，20世紀初中國政局混亂、日軍侵華、國共內戰，以及中共獲取權力初期的亂局，都引政香港成為人來人往的地方，也為香港帶來企業的技術、資金及勞動力。
由於人口急增，香港政府在1950年5月起開始限制大陸人來港，這個時候，人來人往就變成「偷渡」，深圳河以南始有鐵網封鎖邊界，成為了「特殊地帶」，劉智鵬教授認為這是東西冷戰時期的奇景：「冷戰有甚麼『好睇』，第一個是柏林圍牆，東德人想盡辦法逃到西德；另一個就是南北韓的板門店，南韓及北韓對峙；有一個很少人注意到的就在我們身邊，也是冷戰時期東西方一個『接點』，就是位於沙頭角的中英街，兩邊分開為社會主義的中國，一個就是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
當時中英如何分隔開？劉智鵬續說：「又沒有圍牆，又沒有鐵絲網，甚麼都沒有，邊界就只有一嚿石，以『空氣』來分界。中英雙方邊防人員都知道『空氣邊界』的存在，兩邊居民『踩過界』也沒問題。」他更說，在那個緊張時期，中英街一直相安無事「簡直是奇景」。
中英雙方設置了「邊境」後，再沒有像以往般「人來人往」了。講座另一名講者，熟悉香港掌故的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何志平博士就表示，當時邊境禁區多達2,800公頃，成為了「有形的屏障」，除了阻止偷渡，也阻止了民眾的交流。
何志平博士
何志平表示，英軍當初佔領香港，是看中維港可以為船隻補給。及後為了港口安全，先後奪取九龍半島及新界，當時邊境低度設防，兩地民眾仍可自由往來，香港居民在開埠的首百年內從未有「香港人」這個身份固化。何志平指，當港英政府在1950年起封鎖邊界後：「禁區成為香港與深圳之間的地理屏障，成為兩地人員交流往來的屏障，並逐漸對一些港人心理產生微妙影響。也就是那時，香港才開始自成一隅，獨自發展。所謂『香港文化』，也才開始出現。」
即使香港與大陸設有邊界，也有內地人不惜一切偷渡來港，擺脫窮困生活，不少他們落地生根，之後一代就順理成章成為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現今成為香港主要勞動力之一。
事實上，自國家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大量企業北遷，內地與香港交流融合日益加深，也有不少的港商及專業人士到內地尋求發展，到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高峰時期達到近24萬，佔香港總就業人口超過7%。香港，一直都是一個「人來人往」的城市，恆常亦持久。劉教授強調，香港也是一個開放多元的地方，希望更多香港人保持開放心態，順應這個環境。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到主辦單位之一「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的facebook專頁，重溫「香港故事（二）人來人往的移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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