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程朱理學的興起就文化成就而言，可以說把華夏文明推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不過它也帶來很多負面因素，比如「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論調「闖進」公共道德空間，成為法律之外的無形繩索，使得私人空間再無自由可言。因此，明代謝肇淛在著作《五雜俎》中曾下過如此斷論：「男色之興……(因)宋人道學，此風亦少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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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同性戀者之間的愛情在當時不被寬容，同性戀者為求發洩，造就了經營男妓的蓬勃興盛。當時，男子賣俏幾乎是個時尚，單單在汴京一帶就有上萬男子在紅燈區當娼妓，他們取女性名字，穿女人衣服，塗脂抹粉，互相稱呼如女子，像「偽娘」也像「人妖」，淫靡之氣瀰漫四鄰，蔚為壯觀。
據五代至北宋人陶谷的《清異錄》載：「四方指南海為煙月作坊，以言風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戶將乃萬計，至於男子舉體自貸，進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風月作坊也。」當中所說的「蜂窠」，就是現今的牛郎店。當時的牛郎，已經非漢晉時專供豪富取用的「嬖人」「孌童」，而是既與妓女競爭男客，又為女客提供性服務的職業牛郎，他們的客人有貴婦和宮女。
仇英版《清明上河圖》中的青樓 (網上圖片)
隨著整個社會對男色活動自覺抵制，政府也開始介入，打擊男風充斥，北宋詩人陳師道的《萍洲可談》云：「書傳載彌子瑕以色媚世，至今京師與都邑無賴男子，用以圖衣食，蓋未嘗正名禁止。政和間始立法，告捕男子為娼，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按照說法，當時從事男色活動是為公認的非法行為。清代的趙翼《陔餘叢考》中也提到，當時京師有一班以賣淫為生的男妓，人數太多，以致宋徽宗對他們施以杖罰企圖遏止，官府更貼出「禁男淫文」之類的公告，用威脅和恐嚇的語氣宣稱要對男妓採取措施，如「宜斷其鑽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即是要將他們的陽具切掉，再塞入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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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山高皇帝遠」，男色色情業雖在京城執法很嚴，其他經濟發達的地區放縱如舊。當宋室南遷，金兵「士馬疲敞，糧儲未豐」不再時常南侵了。南宋偏安江左，醉生夢死，社會出現一時繁榮景象，西湖畫舫，夜夜笙歌，商販往來如織，在這種情況下，男風更盛，臨安新門外一帶就是著名的男娼區。宋末元初文學家周密在《癸辛雜識》感慨地說：「……吳俗此風(指男娼)尤甚。新門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比比求合。其為首者號『師巫』『行頭』，凡官家有不男之訟，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此為甚。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止之者。」
據了解，相較於宋朝對同性戀者的管制，與之對峙的北方政權則相對寬容，在某些時期，妃嬪與侍女之間的同性戀關係甚至是公開的。比如《金史·海陵紀》載：「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廝兒』。有勝哥者，阿里虎與之同臥起，如夫婦。」即是說，宮中有一位廚娘三娘看不慣阿里虎的作風，向海陵帝告密。不料海陵帝自身就是一荒淫之主，只哈哈一笑不以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