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5年，一位改寫印度命運的男人，開始在這個當時由英國統治的社會中嶄露頭角。這位名為甘地的中年男子，為了爭取民族獨立，發動一連串的「不合作運動」反抗英國殖民統治。起初，他只是呼籲國民罷用英國貨，後來直接處處與英國政府作對，如拒絕納稅、集體從殖民政府中辭職等。直到1930年代的「食鹽運動」，帶領民眾到海邊取鹽作為公民抗命，抗議英國推行食鹽專賣，成為甘地社會運動生涯以來的高峰，亦為獨立運動提供重要的基礎。
雖然甘地不斷違反法律，因而被英國政府處處針對，甚至淪為階下囚，但他從來沒有抱怨半句。根據紀錄，甘地一生入獄11次，日數超過二千三百天，而他沒有要求特赦或任何寬待。
甘地能夠成為家傳戶曉的人物，除了成功帶領印度獨立，抗衡英國不公的統治的驚人成就外，還有的是他百折不撓，迎難而上，勇於承擔的精神。
隨著佔領運動的主事者逐漸面臨司法檢控，有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開始自亂陣腳，提出一些與公民抗命理念毫不相稱的建議，例如特赦搞手，實在是匪夷所思。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認為，如果輕率特赦，等同發放錯誤的訊息，即是任何破壞香港安全和穩定的行為，只要背後有著祟高的政治理想，即可一筆勾消。如此，無疑是鼓勵更多思想和行事激進之輩，繼續採用各種違法手段損害社會利益。
筆者同意這種看法，的確如果因為出於「大和解」的需要而特赦佔領運動的搞手，即是姑息養奸，無助以正視聽。即使可以換來泛民一時之平靜，一時之掌聲，長此下去，政府肯定無法有效維持管治。
然而，筆者希望提升看待特赦問題的層次。不應特赦不是單純出於管治的原因，更加重要的是身為政治人物的風骨。
以前看過一本歷史書，作者寫道一句說話至今仍然印象深刻，就是「功名終逝去，德行永流傳」。意思是，千年以前的皇帝、宰相、大臣，對中國或人類的貢獻，至今可能對我們影響不大。對於大部分不讀歷史的人而言，更加無法講出前人的豐功偉績。然而，涉及品德的事蹟，不論年代相隔多遠，總會廣為流傳，無人不曉。以唐太宗李世民為例，普羅大眾不一定知道他是唐代最偉大的君主，但多數人肯定知道「玄武門之變」，為了爭奪皇位而殺害兄長的故事。
同樣地，佔領運動可能在一百年後的香港史中，逐漸被世人淡忘，在中國史上更是無關痛癢的小事一樁。但是，假如政府真的特赦佔領運動的始作俑者，就是等於告訴後人兩件事。一，破壞香港是沒有問題的，只要政府有政治考慮，即可縱容大家犯法；二，違法是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政治人物更加不需要高風亮節。面對前途、生計問題，當初高談公民抗命的理想也可忘得一乾二淨。
大家想深一層，究竟特赦的建議，是否因為反對派議員真心希望「大和解」?假如政府順從，是否代表從此香港再不會出現社會撕裂，反對派就會釋出善意，願意在各種議題讓步和合作?還是，特赦只是因為部分人士「又要威又要帶頭盔」，當初意氣用事，到秋後算帳時又貪生怕死了?
從來政治理想都是需要犧牲，甘地如是，馬丁路德金如是，曼德拉亦如是。如果連小小的牢獄之災都未能堅持，終日只顧一己名利地位，請不要再假惺惺地扮成民主運動的英雄。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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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以來，爭取民主、捍衛自由的聲音此起彼落。手法由初時的街頭遊行和示威，逐步變成牽涉肢體對抗和語言暴力的社會抗爭，直至近年更加演變成大型公民抗命和暴動。這種以沉重社會代價為前提的民主運動，在筆者和普遍市民眼中絕對不是建立民主和自由社會的理想手法。
以上的方法，也許終有一日會為香港帶來民主。但是，筆者可以肯定，這種民主不能落地生根，不堪一擊。原因是，根據過往全球各國的經驗，透過激烈手法贏得民主的國家，大多只會令社會嚴重倒退，包括經濟崩潰、刺激犯罪、出現移民潮等等。更有甚者，部分地方出現嚴重撕裂，國民兵戎相見，內戰連連，或是促使極權人士上台，把弄朝政，一如阿拉伯之春各國之現況。稍好一點的，或許可以成功建立民主制度，但是同樣未能達成善治，官商勾結、貪污問題或是頻繁政黨更替、管治效率低下等弊病屢見不鮮，使原本已經遭到重創的社會雪上加霜，人民生活質素無法改善，甚至倒退。
這些國家的經驗，正好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不論制度如何無懈可擊，沒有相應的文化和質素配合，最終只會徒勞無功，甚至弄巧成拙，搞得生靈塗炭，苦不堪言。
現今的民主運動，只是追求「硬件」而不理「軟件」，集中討論普選的細節，並用上偏激的手法表達訴求，而忽略民主的基本素養和公民質素。筆者著實擔心，他日香港的情況，可能如部分中東、東歐、東南亞國家般淪落。
一個真心追求民主的地方，不能單單模仿他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學習民主的精神。例如應該講求多元和包容，而不是凡事偏聽偏信，排斥異見；應該強調溝通交流，而不是以激烈手法抗爭，強逼對方接受己見；應該追求社會和諧團結，而不是從事社會撕裂或分裂的行動；應該保持文明理性，而不是鼓吹暴力；應該適當妥協讓步，而不是堅持己見；應該追求共贏，而不是拒絕合作或有門戶之見；應該虛心謙遜，而不是認為自己的政見必然高人一等；應該互相尊重，而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損害他人的權益和自由；應該顧及社會整體利益，而不是只是自顧個人利益。如果連以上簡單而基本的民主核心精神也無法堅持，高談闊論民主制度也是徒費口舌。
由於香港只是一個城市，沒有充分的主權決定政治制度，因此，如何與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互信和合作的關係，亦是達成優質民主的核心部分。假如港人在表達民主訴求的同時，能夠顧慮中央政府對民主進程發展和國家安全的憂慮，願意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相信香港實現民主之日不遠矣。然而，假如部分港人繼續對抗，只顧一己意願而提出中央政府不能接受的要求，破壞兩地的感情和信任基礎，則民主的步伐只會「有慢無快」。
在收筆的時候，筆者想起兩句說話。第一句來自<論語>為政篇，孔子提出「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這句說話是指孝道不是視乎能否照顧父母這些外在、形式化的動作，而是在於有否尊敬父母之心。同樣地，民主能否成功落實和運作，也不在制度和形式，而是社會眾人有否民主精神。
第二句說話，是來自廣受泛民人士喜愛的劇集<天與地>。這句說話，在劇集播放時得到不少觀眾的認同，就是「和諧唔係一百個人講同一說話，和諧係一百個人有一百句唔同說話之餘，又互相尊重」。希望來自不同陣營的人士，在真正貫徹這句說話之後，才高舉民主的旗幟，追求優質的民主和健康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