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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太多 從業員的災難

政事

電視台太多 從業員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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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太多 從業員的災難

2017年04月25日 19:37 最後更新:19:45

上星期寫了一篇關於有線電視的文章,題為《十個茶煲七個蓋》。講到香港電視業過度競爭,生意不足的狀況。後來見到不少在有線電視工作的朋友,談起因為有永升亞洲入股,讓有線暫時得救,也為他們高興。

香港電視業正面臨雪崩的狀況。生意大幅萎縮,但成本結構難變,行業開始出現嚴重的生存問題。

對於觀眾而言,他們不會理會電視業的狀況如何,有電視節目可看就好了。但大家可能已發現,香港的電視節目越來越不好看。箇中原因看看業內大阿哥無綫電視的盈利狀況就會明白。過去五年,無綫盈利急速下跌,2012年純利17.3億元;2013年17.4億元;2014年14.1億,2015年13.3億,去年更大跌至5億。

電視台收入減少,盈利急跌,惟有控制製作成本,這就是電視節目不好看的根本原因。電視台生意好不好做,與觀眾有沒有好節目觀看,其實一脈相關。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新老闆入主的有線要殺出血路,就要看老闆的口袋有多深、員工有多盡力以及政府提供怎樣的環境。

第一看永升的實力。永升其背後的財團的實力強橫,口袋很深。但第一波用7億元供股入主有線,恐怕不足以扭轉一個蝕錢的收費電視台和開一個新的免費電視台。行內人估計,新股東不投放20億元以上,難以做出一盤打平生意,不易做出一個像樣的電視台。永升主席邱達昌表示會每年會削減2億元開支,裁減200名員工。財經界對此抱持觀望態度,認為削減的人手數量對年削兩億元開支的目標幫助有限。總之前路挑戰好大。

第二看員工的努力。有線的確有一班好伙記,做出優質的節目。但面對資源減少的情況下,不易突圍。在如此挑戰大的行業,人人要為公司生存而奮戰。

第三是政府要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讓電視台有生存空間。電視業無論是廣告收入抑或訂戶人數,正在不斷減少,這個趨勢並未停止。但政府整個廣播政策以及監管環境,卻並沒有因應這些趨勢而改變。例如之前推出的數碼廣播政策,就是很典型的失敗例子。

在互聯網急速崛興的年代,數碼廣播的音質雖然比傳統廣播有一定的進步,但整個運作模式相對於互聯網的廣播形式,相當落後。你要市民能花錢買一個數碼收音機收聽數碼節目,很多人都不願意買。以現時730萬人口計,會買數碼收音機的人,可能只有十萬八萬,只有人口的1%多一點,市場之小,可想而知。免費網上娛樂五花八門,為何要花幾百元買一個數碼收音機?政府亂推數碼廣播,只是自製失敗。

在推動數碼電台廣播的同時,政府又推動免費的數碼電視廣播,早前發出Now的ViuTV及有線的奇妙電視兩個新免費電視牌照。政府的發牌制度也沒有顧及技術發展對電視業的衝擊,透過互聯網傳輸的OTT網絡電視,基本上不受政府監控。誰有興趣玩,誰都可以入場。內地的樂視、美國的Netflix,以及鍛羽而歸的王維基的香港電視先後湧入,再加上無綫的My TV Super!目前市場上OTT經營者還有三家。網台不受政府的規管,沒有投入大筆資金的規定,可以迴旋的空間很大。

以前,無綫及有線電視加起來只有四大台,現在死了亞視加上網絡電視,共有八個台,生意的大餅正在收縮,供應卻倍增,未來只會是浴血大戰。政府應該做的不是增加發牌,而是減少發牌,要收回不夠條件的經營者的牌照。

  

未來包括有線在內的所有電視台,無論是老闆或者員工,都要扭盡六壬,才能夠生存。政府不能如一架胡亂開動的火車一樣,盲目向前衝,盲目發牌,因為政府發牌愈多,現有經營者的生存機會愈細,因加得減,最後只會令更多電視業的朋友,失去飯碗。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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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妥協 講普選 只有撕裂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在北京出席一個香港回歸廿周年研討會時,認為未來5年並非香港合適時間重啟政改。泛民的朋友回應話,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寫明「推進民主、促進和諧」是對港政策之一,質疑王振民不代表中央。

討論誰代表中央沒有意思,話中聯辦不代表中央的言論,很多人在特首選舉時已講過,最後證明這只是泛民不了解中央的誤判。可以將王振民的代表性問題先放在一邊,看看他的推論是否合理。

王振民話:「香港過去用了多年時間處理政改但都不成功,反對的人永遠都反對,令人記憶猶新。香港未來5年、10年不能將時間都花在政改上,認為解決住房、經濟、民生問題更能解決社會撕裂。」

林鄭當選特首,努力想減少社會撕裂。而反對政府最大的泛民政黨,話撕裂源於香港沒有「真普選」,所以要重啟政改,實現「真普選」,社會就沒有撕裂。他們當然會反對王振民話5年不宜政改之說。

若要為這種「有民主無撕裂」找一種理論基礎,恐怕著名的美藉日裔學者福山(Yoshihiro 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就是最好的基礎。我上星期提過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在上世紀60年代提出疑問,話很多新興國家在二戰後走上民主之路,但不單沒有發展,連基本的政治穩定也保證不了。亨廷頓認為是社會動員超越政治機構發展時,新的社會行為者發現他們無法參與政治而產生挫折感,結果便出現政治混亂。

有趣的是,福山是亨廷頓的徒弟,但他卻不信老師追求政治穩定的一套,反而提出更極端的信奉民主制理論。福山在1989年蘇聯倒台的前夕,在國際事務期刊《國家利益》上發表名為《歷史的終結?》的論文,預言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被視為「歷史終結論」。

隨後蘇聯和東歐鐵幕國國家的共產政權紛紛倒台,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由於配合當時的國際政治形勢,一炮而紅,福山亦成為美國政府推崇備至的理論導師。

但20多年過去,解體後俄羅斯和東歐諸國,沒有太多成功變為民主國家的例子,政治反覆,經濟發展亦乏善足陳。到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海嘯,歐洲又有債務危機,中國卻崛起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世界對西方式民主制度的信心大不如前,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變得相當諷刺。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到2016年福山推出《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對當年作的結論作出修正,他認為在法治、民主問責之外,加入「國家治理能力」這個第三變量,認為很多國家在這三項中前兩項得分高,但是第三項得分很低,造成發展不如預期。他由對美國制度推崇備至,變成對美國和中國制度各有批評。

長篇引述福山這個大師級人物的理論變化,只想說明一點,民主制度雖有明顯優點(防止暴政),但沒有人能確立民主制是政治制度的終極模式,甚至不能證明這是新興國家/社會一種有效制度。我們不要迷信民主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包括撕裂問題),更不用不問代價地急促推進民主制。

泛民的朋友認為推動普選可以減少社會撕裂,我卻認為在現今社會氛圍下,政治對立如此之強,妥協文化如此之弱,55%支持泛民的群眾,和45%支持建制的群眾,各不相讓。有什麼政改方案可以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若無人有把握提出雙方可接受的妥協方案,勉強重啟政改,不會彌合社會裂痕,只會增加撕裂。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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