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近年讀過其中一本最有啟發性和娛樂性的書籍，就是由經濟學家Steven Levitt和記者Stephen Dubner合撰的<<Think Like A Freak>>。本書承襲二人過往著作的忠旨，以經濟學的核心信條——誘因，作為解釋社會現象的方程式。
書中提及兩個有趣的故事，第一個故事就是墨西哥政府為了改善首都的空氣質素，於是向私人汽車埋手，以車牌號碼的單雙數決定使用權限。例如車牌號碼為單數的私家車才可以在星期一、三和五行駛、星期二、四、六就只限車牌號碼為雙數的私家車使用。雖然這個方法看來天衣無縫，表面上可以減少馬路上的車輛數目，從而改善空氣質素。但是，結果卻完全相反，墨西哥的首都空氣質素依舊惡劣，原因是該國人民面對新政策時，寧願多買一部車，配備兩組不同的車牌，令自己不論何日都享有駕駛私家車的權利。
另一個故事同樣關於環保。在美國有人進行一項社會實驗，在四個人口、年齡、教育水平、收入和社會地位一樣的社區，分別以不同誘因，包括現金回贈、守護地球、鄰舍大多參與等，逐家逐戶推廣「熄燈一小時」運動。同樣地，預想和實際結果出現嚴重反差。可能比較多人認為現金回贈是最具吸引力的誘因，然而實際結果是以「鄰舍大多參與」作為推廣誘因的社區，參與度最高。至於其他誘因，就未能打動多數居民參與保護環境。
以上兩個故事指向一個結論，就是提供誘因比法例監管更能改變人的行為。雖然法例監管是為了解決問題，但同時往往會衍生其他問題，甚至使原有問題惡化。不過，提供誘因亦要小心謹慎，提供不具吸引力的誘因同樣不會取得多大的成效。
不少市民認為現時香港政治氣氛撕裂，兩派的有識之都希望採取溫和的處事手法和態度，求同存異，收窄距離。例如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馬上推出36億教育新資源方案，以毫無爭議又可以增加行政和立法機關政績的項目打響頭炮。後來，又承諾每月到立法會出席一次答問會及與兩派議員組成溝通平台，以加強與各派議員的溝通。
釋出善意，大搞公關，林鄭的功夫的確做得精明而慎密，至少比過往三位特首為好。可是，一場DQ風波，再加一地兩檢爭議，似乎已經大大破壞林鄭的血汗。過往數年的對立氣氛，在一輪冷靜期後又故態復萌。
林鄭或是建制派人士希望解決政治撕裂的好意是不容置疑的，問題是，現時的做法只是墨西哥政府的「翻版」，頭痛醫頭。如果要以較少爭議和阻力的手法解決政治爭拗，就需要由反對派的誘因著手。
對於反對派而言，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在政壇上佔有一席之地。但是，由於中央政府享有特首及主要官員的任命權，加上反對派人士本身欠缺足夠的政策根基和行政經驗，因此他們對於擔當行政官員角色應該興趣不大。如果要保證政壇上的影響力，同時享受較高的待遇，確保立法會議席才是他們的首要考慮。
不過，由於立法會議席的競爭日漸增加，不少候選人難言穩勝，令各黨各派都不敢掉以輕心，只能盡量貼近群眾的口味，因應最有政治能量和動員力的群眾的反應作為其政治取態。由於激進選民成為網絡上的新興力量，為了避免得失這群選民，連傳統溫和政黨也要逐漸向他們靠攏。否則，下場就一如2012年的民主黨，得票大幅下滑兼失去反對派第一大黨的地位。
因此，當激進選民認為「佔中」可以脅逼中央，爭取有公民提名的普選方案時，各大反對派政黨便一呼百應；激進選民討厭內地，抗拒融合，反對派自然也要反對一地兩檢。
反對派的包袱如此巨大，又豈會願意在政治或民生議題上讓一小步，以成社會之美呢?所以，要放下他們的包袱，保障他們的根本利益，才是消除社會撕裂的關鍵。換言之，就是要大幅增加立法會議席。
當議席增加，例如增加到五百、一千席時，基本上各大政黨都可以保證有議席進帳。由於議席穩固，他們就有較大空間選擇讓步和妥協。同時，立法會議員愈多，「光環」就愈少，對投機取利的政客而言議席變得不再吸引，自然不會為了一個議席搞得焦頭爛額。當這類政客愈少，亦會較易促成有益民生的項目。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