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審先判」的風氣繼續在香港肆虐。例如，高鐵尚未開通，反對派已經一口咬定不符經濟效益，是「大白象工程」；一地兩檢還未正式實施，反對派已經認定內地口岸區的執法人員會隨意拘捕香港市民，更會租用更多香港的地方，危害市民的權利和自由。當然，少不得新任教育副局長蔡若蓮仍未推動任何政策，反對派已經「未卜先知」，認為她一定推行所謂的洗腦教育。
反對派對蔡若蓮恨之入骨，無非是其兩個身份，前教聯會副主席和前福建中學校長。由於兩個身份都具備濃厚的建制色彩，令反對派質疑任命蔡若蓮會否導致教育局未來的政策方針偏向建制，如重推國民教育科。
反對派經常憂心政府重推國民教育科，又認為任命建制人士出任教育局官員是為此鋪路，背後反映他們的兩個潛台詞。一、他們認為建制派人士出任教育局官員，就等於必定推行國民教育科；二、國民教育科是壞的科目，不應該推行。筆者先不討論後者是否成立，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前者的假設是毫無道理。2012年梁振英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科，被反對派炒作成政治議題，弄得政府和建制政黨焦頭爛額。現屆政府強調修補關係，又怎會貿然再次處理這個政治炸彈，使林鄭團隊陷入爭議，重創民望?再者，推行某項政策需要通過重重行政關卡，又需要社會氛圍配合，決非一人之意志可以左右，更非一個副局長所能掌握，所以反對派的指控有無風起浪，偏離實際之嫌。
如果出身背景是反對派所關切的因素，而既有的政治立場必然會在政策層面體現，那麼，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勞福局副局長徐英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以至盛傳將會出任政治助理的區議員蕭嘉怡同屬建制第一大黨民建聯，反對派又如何解釋為何沒有高調反對相關人士的任命?反對派又可否列出幾個事例，指出一干來自民建聯的官員曾幾何時只顧黨派立場而出賣整體社會利益?
假如反對派堅持既有的政治立場與出任問責官員的表現是必然相關的，那麼，希望反對派解釋，現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和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分別來自民主黨和公民黨，而兩黨不時被揭發與外國政府有所聯繫，那是否意味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反對派避而不談，是否默許外國機構損害香港和國家的安全?
蔡若蓮尚未推出任何政策，反對派已經高調聲討，說穿了，就是「對人不對事」。凡事以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掛帥的反對派，僅僅以蔡的政治背景無限上綱，口誅筆伐，完全沒有根據她的能力和經驗評估其出任副局長的資格。反對派經常批評政府的決定涉及政治因素考慮，但是次事件以及過往不少議題都反映真正將政治因素放在首位的是反對派自身。
事實上，有意見認為，當前教育局首要解決的問題，是處理中學教師編制和中學生升讀大學的銜接問題。如果反對派堅持認為具備中學管理的經驗、多年前線教學工作資歷，以及一定的從政經歷的蔡若蓮不是適合的人選，那就應該基於理性的討論原則，提出其不善之處及另舉適合人選，讓政府和公眾加以比較和考慮。
如果真正希望香港回歸和諧，那就請反對派放下政治成見，靜心觀察蔡若蓮的表現。假如她真的失職瀆職，屆時才發揮你們擅長的攻擊伎倆也不遲。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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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多年前，中國出現第一個大一統皇朝秦朝。秦國能夠成功擊敗六國，建立政權，在於採取法家思想治國，即以嚴刑峻法威嚇臣民，使之服膺於君主的權威之下，繼而達到較高的行事效率和紀律要求，令秦國在對外戰爭中無往而不利。
秦始皇駕崩後，由兒子胡亥繼位。對法家思想推祟備致的他，就提出「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意思是，能夠順從君主的命令，愈能奴役民眾和以殺戮鎮懾臣下的官員，就是深得主子歡心、表現忠誠能幹的大臣。
受到誘因的驅使，希望加官進爵的群臣自然會以更加不仁的手法殘待百姓。終於，民怨衝天至不可收拾，搞出一場農民起義，繼而就是各地群雄並起反抗暴秦。
這種主從的關係，即使踏入現代民主社會仍然適用。選民就是皇帝，而臣子就是政治代表如議員，而皇帝的口味直接影響臣子的行為和態度。受著第一代激進派代表人物如長毛、黃毓民影響，加上社交平台的「圍爐效應」愈益激烈，反對派選民，特別是年輕一輩的選民，對站在道德高地的政治家尤其偏好。愈是固執己見，愈是強調教條，愈是激烈對抗，就愈能得到這班年輕「皇帝」的支持。為了爭奪「主子」的歡心，以求取得利祿豐厚的議席，反對派扭盡六壬，即使無視現實條件和民意所在，也要提出不會令自己「失寵」的政治訴求。
屬於溫和民主派的民主黨，曾經就是背離「皇帝」心意的政黨。在2011年的政改方案中，民主黨便秉承司徙華先生遺留下來的精神，即是在高調表達立場和訴求之餘，亦不忘與政府充分合作和協商，在有限的空間下盡可能爭取最大的利益。因此，時任主席的何俊仁大膽與中聯辦官員討價還價，在表決中支持增加民主成分的方案，令香港政制更趨民主化。
然而，這種平衡理念和現實的折衷方法，使民主黨大受大撃。本身應是同道中人的人民力量，為了報復民主黨而展開「票債票償運動」，在11及12年兩場選舉狙擊民主黨候選人，使民主黨的選舉表現大幅下滑，當中參選新界西的資深議員李永達更落馬收場。
其他反對派政黨眼見民主黨的遭遇，都紛紛與民主黨劃清界線。雖然他們沒有落井下石，但選擇隔岸觀火，享受民主黨遭受重創的好處。這一個慘痛的教訓，令其他相對溫和的政黨如公民黨、工黨、民協等銘記於心，因而往後的政治議題上再沒有任何退讓或討價還價的空間，反而更有決心與政府對抗。而身受其害的民主黨亦調整路線，向較激進的一方靠攏，例如黨內的年輕議員就不時以本土、自決自居。
與昔日務實路線訣別的民主黨，在政治議題上已經漸見偏激。近日，鬧得熱哄的一地兩檢方案，民主黨的做法不再是與政府磋商，試圖爭取有助減低港人戒心，又能充分發揮高鐵效益的方案，反而借用韓國電影<<屍殺列車>>進行二次創作，將內地執法人員比喻電影內殘殺平民的喪屍、高鐵比喻成引致災難出現、血流成河的列車，藉以鼓動群眾反對一地兩檢。
這種不折不扣的妖魔化宣傳，反映民主黨政治定位上的尷尬。作為相對溫和的政黨，筆者不相信所有民主黨人都是缺乏理性。他們採取這種偏激的宣傳手法，正好顯示民主黨積極迎合日趨激進、以教條主義掛帥年輕人的口味。既然堅持站在道德高地，絕不向政府妥協才是「主子」的樂見的做法，為了一黨的存亡和個人的政治利益，當然不可不向陣營內的各黨學習，選擇脫離現實、高舉理念、主張對抗的政治定位。
傳統政黨要對一班以「對抗政府為明吏，拉布多者為忠臣」為原則的年輕「主子」俯首稱臣，無怪乎香港各種政治、民生議題長期積壓，難以解決。不斷對不顧現實、只談理念的選民投懷送抱，違忘政治家應有的原則和底線，就等於縱容這群選民更加自我，更加激進。最終的結果，就是整體社會的利益，白白葬送在被寵壞的選民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