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三周年，見到有人穿黃衣紀念，真不知道有甚麼可以紀念，因我覺得佔中這場運動，既沒有好像主事者所講的和平進行，亦都不如他們期望般爭取到「真普選」，還拒絕了本來可以有的普選方案，更有甚的是完全破壞了香港過去的法治傳統，遺害甚深。
在內地精英的眼中，香港風光依舊，本質漸變。
香港人在本地可能不太感覺到，在外地人的眼中，這種感覺就異常強烈。毛拍手有一大班朋友都是內地精英，年紀40、50歲，大多都是企業高管或專業人士，他們絕大部分人在佔中之後，都講出對香港有相同感覺：幻滅。
香港人自己不知道，在20、30年前，即是內地中年骨幹年青的時候，他們的夢想之地，就是香港。內地普通一般老百姓，很多都識唱一兩句廣東歌，喜愛香港的流行文化，視香港的明星歌星如超級偶像般，比內地明星高幾皮。
至於略為有思想的內地知識階層，當年會覺得香港是一個自由和法治寶地。在內地人眼中，自由可能不及法治那麼重要，因為上世紀60、70年代，內地一場文革，由最高領袖發動年青人搞革命，徹底破壞了內地的法治，打砸搶燒，用暴力去實踐理想，到頭來理想幻滅，只餘暴力的傷痕。
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城市，雖然市儈，但出晒名是一個守法的地方，內地當年的新生代，就很嚮往這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守法的感覺，覺得生在這種社會，會有充份的安全感。
但30年過去，他們如今認為，近年香港逐漸變質，先是一片反自由行的浪潮，在網上會見到一些影片，示威的青年去踢大陸遊客的行李喼，嚇到一些遊客的小朋友號啕大哭。然後又見到香港來一場佔中，即使法庭頒出禁制令，要求那些佔領人士離開，但帶頭的大律師竟然說法庭的禁制令不用遵守，繼續佔領。內地人看著電視電腦，會覺得香港變了，文革的恐懼感，再度湧上心頭。
最近爆發大學校園港獨事件，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周豎峰用粗口大罵內地生為「支那人」，內地又掀起一個留意香港的小高潮，我認識的內地朋友紛紛微信給我，問香港何時變成一個如此野蠻的地方，不愛祖國不打緊，但不尊重憲法、不講法律、不講文明，大學生滿嘴粗言辱罵他人，香港的形象在他們心中徹底幻滅，不單只不覺得香港是一個適合旅遊之地，甚至不是一個宜居的城市。
一場佔中令香港整個城市面貎降格變質，其鼓吹違法的餘毒，還在影響著香港一代一代的年青人。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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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即將舉行，外界關注點離不開常委的競猜遊戲，在網上看到鄭永年教授一篇文章，點出只關切中共人事變動安排，看不清十九大的政治，值得一讀：
鄭永年：西方看不清的十九大政治
對即將來臨的中共十九大，海內外最關切的莫過於人事安排了。
無論哪一個國家，人事安排問題都是頂層政治的關鍵問題。在西方國家，一旦總統（或者元首）選舉年來臨，在整整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整個國家的事情都是圍繞著新總統會是誰這個問題。相比之下，中國的政治年似乎簡單多了。
中國實行的不是西方那樣的選舉制度來產生領導人，而是先選拔、後選舉的制度，就是先通過一套很複雜的機制和程式來選拔一批優秀幹部，然後交由黨中央委員投票選舉選出領導集體。就是這個選拔制度，是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所最看不懂的地方。
但正是這個看不明白的地方，是中共作為執政黨成熟的體現。其實，西方人看不懂中國政治，倒不是中國政治本身的緣故，而是很多人往往要不簡單地用西方意識形態或者價值觀對中國政治做一判斷，要不就用西方概念或者理論來解釋中國政治。前者導致這些人只能對中國政治表達一個極其主觀的偏好，後者則導致這些人對中國政治的膚淺，甚至是錯誤的認識。
實際上，從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後這麼多年的經驗來看，執政黨的高層人事選拔早就呈現出其客觀規律來。概括地說，中共不僅僅是一個執政黨，更是一個使命黨。歷史經驗告訴人們，一個政黨如果沒有使命，為了權力而掌握權力，就必然走向衰落。就是說，中共是通過實現其使命來獲取其政治合法性而執政的。
很顯然，在這個「使命」驅動下，中共形成了「以事設人」的選拔制度原則。這裡的「事」便是使命，「人」就是領導班子。
這和西方的政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今天的西方政黨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具有進取精神了，失去了使命感。因此，西方制度更多地表現出「以人設事」。各政黨之間、各屆政府之間，政策往往沒有連續性，一個政黨上臺了，不僅人事大變動，而且跟著人事變化的更是劇烈的政策變動，新政府可以完全否定前任的政策。
實際上，在進入大眾民主政治以來，西方統治階層也就是精英之間，就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越來越沒有共識，多黨制儼然已經成為互相否決制。這給政治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對社會經濟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中國剛好相反，表現出「以事設人」，通過人事安排去實現執政黨的使命。經過了1949年前長期的戰爭和革命鬥爭，也經過了改革開放以來將近40年的國內建設，執政黨不僅促成了中國社會經濟的轉型，更實現了自身從革命党向執政黨的轉型。無論在理論還是制度實踐層面，較之世界上其他的政黨，中共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執政黨，沒有人會懷疑其作為中國政治主體的地位。
從正在發生的趨勢來看，十九大的人事原則也已經非常明顯，那就是要把最有能力履行黨的使命的幹部選拔出來和提拔上來。
在西方，也並非沒有人注意到中國所進行的這些政治變化。實際上，越來越多的人也肯定中國所發生的這一切。不過，還是有些人對中國政治不放心。
就中國的體制，美國學者福山就說過，中國體制雖好，但就是避免不了出現「壞皇帝」。這也是一般西方人的看法。不過，即使是西方的民主制，也並沒有解決出現「壞皇帝」的情況。
西方的一些人還是用看傳統皇帝的方法來看今天的中共領導人。但兩者之間具有本質上的不同，「黨權」是集體權力，而皇權則是個人和家庭權力。
如果把「黨權」視為一種集體權力，就不難看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共，是如何解決出現「壞皇帝」這個重大政治問題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發展出一套成熟的幹部選拔制度，無論是最高層的接班人還是普通幹部，所選拔和重用的都是具有豐富治國理政經驗的人。和其他國家的領導層比較而言，中國並沒有產生很多國家所經常發生的「低品質」領導層的情況。
從這個意義上，中共領導層才強調說，今天的中國也在探討一種更好的政治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