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不少史料可看到，明朝中葉以後的人，每當談到舊日風俗時難免都感嘆一番，內容也無非是昔日如何淳樸節儉，今日如何奢靡。因為，在從明初至中葉的歷史中，曾經有過一個過程：明朝初年物質比較匱乏，奢靡不過是少數社會上層富人生活的寫照。
明代《南都繁繪圖卷》局部 (網上圖片)
在洪武及永樂兩朝（公元1368年－1424年）名臣解縉的一份家書中，說盡了當時官員們生活的窘迫：「每月關米七石，其餘每石折鈔共七千貫，稻草亦甚貴。時時雖有賞賜，隨得隨用，又作些人情，又置些書，盡皆是虛花用了。衣服、靴帽、假象食之類，所費不貲。」另一名明代學者張萱，著有洪武至萬曆間事情的《西園聞見錄》，在卷十三記載，永樂朝戶部尚書夏原吉弟弟來京探親，臨去時原吉送給弟弟俸米二石。永樂帝得知後，感到太過寒酸，問原吉何故。原吉答：「臣所遺俸，已寄之，無以為贈。」永樂帝過意不去，又特賜幾匹好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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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都繁繪圖卷》局部 (網上圖片)
《西園聞見錄》局部 (網上圖片)
明初鄭和下西洋需大量資源，而整個社會來看只是國富民窮。圖為鄭和曾從非洲帶回長頸鹿進獻給皇帝 (網上圖片)
《南都繁繪圖卷》(局部) 反映明朝留都南京市井情況 (網上圖片)
《列朝詩集》局部 (網上圖片)
《西園聞見錄》局部 (網上圖片)
據了解，在明朝初年算得上是一個物質比較匱乏的時代，雖然國家可以興土木、下西洋、遷都、出征，但從整個社會來看只是國富民窮。不止民窮，即如皇室、官員們，也不能算得富有。據載，明成祖（公元1403年－1424年）時，長子朱高熾（後為明仁宗）為太子，留守南京監國，經常因為手頭拮據，不得不取給於城中富戶伊氏。而如伊氏這樣的富戶，在當時實在少之又少。那時候新科進士們看榜就宴，都是徒步，未見有乘車馬者。直到仁宗之後的宣德（公元1426年-1435年），進京趕考的舉子，才隻見有乘驢者。那時在京的御史住所，有的破舊不堪，僅避風日。
明初鄭和下西洋需大量資源，而整個社會來看只是國富民窮。圖為鄭和曾從非洲帶回長頸鹿進獻給皇帝 (網上圖片)
官員尚且如此，民間生活更可想而知。當時一名官員鄒緝曾說：「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飢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為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據《明實錄》統計，明永樂一朝，是中國歷史上賑濟最多的時段，鄒緝這裡所說的北方各地，則顯然是並無賑濟之地。
以上的情況大約正統（公元1436年-1449年）以後方有所變化。當時史學家王錡在《寓圃雜記》中這樣記載成化年間（公元1465年-1487年）的江南：「閭簷輻輳，萬瓦甃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水巷中，光彩耀目，遊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綠波朱閣之間；絲竹謳舞，與市聲相雜。」也許能深感當時這些鄉紳、社會上層富人如何生活。
《南都繁繪圖卷》(局部) 反映明朝留都南京市井情況 (網上圖片)
到了晚明時奢靡流風自上而下，很快便影響到整個社會，從官員到士人都在追求奢華生活，明末清初散文家形容當時：「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與此同時，士人聚會召妓已成慣例，明末清初文學家錢謙益的《列朝詩集》載：「萬曆甲辰中秋，開大社於金陵，胥會海內名士，張幼於輩分賦授簡百二十人，秦淮伎女馬湘蘭以下四十餘人，咸相為緝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須宴集，若舉子之望走鎖院焉。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艷稱之。」
《列朝詩集》局部 (網上圖片)
物質生活的滿足使得人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豐富，通俗小說開始興盛，並走向民眾。當時不少方志都形容社會「士風儉薄，民風奢侈」。大概指出上層官員士紳與富商大賈奢靡盡可理解，而民間效法則是社會風氣由儉入奢的衰頹之變，彷彿失去了道德規範、綱常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