榊原秀夫
據榊原秀夫1956年4月－5月筆供，他1908年生，日本岡山縣人。1936年9月任駐偽滿第1師團步兵第57聯隊附軍醫，1944年11月－1945年8月任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林口支部長。
重要罪行有：
“按照林口支部的任務，我在職期間，為準備細菌戰，便命令第一課長細矢少佐實施細菌的保存培養工作”，以當時的生產量，“如撒布在中蘇國境的東部地面，不但可以毀滅大量的蘇聯軍隊，同時亦達到足夠毀滅中蘇兩國和平人民的用量”。
“為準備細菌戰的捕鼠”，“我動員了部隊全員進行從事捕鼠工作”，“組織以間所少尉為長的約25名之常設捕鼠班”，“由於捕鼠工作的開始，先後送往第731部隊去的老鼠總數是1945年4月1千隻，5月1萬隻，6月8千隻，7月7千隻，合計為2萬6千隻”。
1945年3月上旬，“我根據第731部隊的命令”，“把在支部保存培養著的傷寒菌、A型副傷寒菌的試驗管2只，帶到第731部隊第一部毒力檢定班”，“這兩種菌種，都是合乎第731部隊第一部保存菌中的標準毒力”，“為準備細菌戰，它是適合於保存培養的”，“為了使它在井水中確有效力時，大約在井裡放入一兩個試驗管，便可以達到屠殺的目的，我就是作了這樣計畫的”。“我因實驗這種效能，殺害了4名中國的愛國人民”。
1945年4月，在黑龍江省安達縣，“我是參加了在安達的殺人實驗”，“4名中國愛國者”“被綁在安達演習場有相隔25米到30米的埋在地裡的柱子上。”“一架輕（型）轟炸機飛到演習場上空，從150米的高度投下了陶器炸彈，在50米的空中該彈爆炸。”“我穿上了全套預防衣從五、六百米的距離觀看了這種慘絕人寰的暴行。這個炸彈是填著可怕的炭疽菌的炸彈。讓他們從鼻咽腔吸進絕對沒有生存希望的肺炭疽，或因破片讓他們發生皮膚炭疽，是一個特別殘暴的罪行。我也是參加了這種罪行”。
1945年8月，“由廣播得知與蘇軍開戰，馬上命令準備汽車出動，並將支部飼養動物除馬外，即捕來的老鼠、白鼠、海狸、兔子、跳蚤及保存培養的細菌一併送交第731部隊”。“命令支隊將所有房屋裝上稻草，並準備足夠汽油，以備待命燒毀”。“將卡車及所有器材一併燒毀”。“毀滅和破壞為準備細菌戰的一切證據物件”。
歷史的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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鵜野晉太郎
據鵜野晉太郎1954年8月筆供， 他1920年生於日本廣島縣。1941年4月—9月作為日本第39師團第232聯隊士兵到湖北漢口，其後回日本。1942年4月—1945年5月，在湖北任第232聯隊任職。1945年5月任第232聯隊設營軍官。同年8月被蘇軍俘虜。
重要罪行有：
1941年5月10日，在湖北省荊門縣南橋鋪西北方約30公里處，“侵入民宅，對1名中國人民強制要鍋的時候，正有2小隊長田中中尉走過來問‘幹什麼’，我告訴他說‘中國人民說鍋早就被日本軍掠奪去了’，田中說，‘他不聽話把他殺了’”，“致使田中將該人擊斃”。
1942年5月下旬，于湖北鐘祥縣郭劉灣，“將該村中國人民房屋10棟(30間)放火全部予以焚毀。”又“將該村居住的中國農民1名，加以逮捕(40歲左右，男)，以新四軍戰士的嫌疑者為藉口，我命令部下分隊長中田伍長，進行灌水刑訊後，我將他砍殺” 。
1943年2月—3月，在湖北省當陽縣仙人砦尹家西側，“放射小赤筒及中赤筒(都是噴嚏性瓦斯，放射量不詳)，使抗日軍陷入混亂後，用步槍、炮射擊而挫折了正義的反擊，整個期間屠殺了200名戰士”。
1943年4月上旬，在湖北省宜昌縣天寶山，“有侵佔該地的8中隊所逮捕該地居住的中國人民農民3名(都是25歲左右)，我用手槍打死2名，另1名指使同時撤退來的7中隊岩左見習士官用手槍打死”，“嗣後又有7中隊逮捕來的2名抗日軍戰士及居住于該地的中國人民農民8名，我命令同來的7中隊4名士兵，‘太累贅了，將他們殺掉吧’，交給了2大隊配屬工兵中隊，將他們手腳綁起來扔入掩體壕內一起將他們炸死”。
1943年4月下旬，在湖北省當陽縣窯嶺包，“對在該地大腿部受傷臥倒在地上而痛苦著的抗日軍戰士1名(25歲左右)進行了刑訊後，命令部下梅崎次郎上等兵用步槍向頭部射擊予以擊斃”。
1943年10月下旬，在湖北省當陽縣，“以熊家坡村及該地東側高崗做為目標，我投射了50顆中赤筒(噴嚏性瓦斯)”，“使該村約20棟的住戶百名以上的中國人民遭受被害”。
1943年11月中旬，在湖北省枝江縣，“逮捕了1名抗日軍輜重連戰士(25歲左右，所屬13師和18師)，將被害者手足綁上，身上背著迫擊炮彈匣一箱沒有動，就那樣的踢入小河內淹死了。”
1943年11月中旬，在“湖北省松滋縣米積台南方約5公里的某村”，“刑訊了住於該地的中國人民農民1名(40歲)，因灌水刑訊將他灌死”。
1943年12月中旬，在湖北省枝江縣仁和坪，“捕來在該地居住的中國人民農民1名(40歲左右)，我先用10公寸粗的方木插入腳和腿的中間，以使其跪著的方法進行了刑訊，後更用扁擔向腿及腳毆打的方法進行刑訊，因膝蓋關節脫節、大腿骨打斷而致死”。
1943年12月23日夜間，在湖北省松滋縣，“放火燒毀中國人民房屋共計20棟(60間)。”
1944年3月，在湖北省當陽縣，對“逮捕送來的抗日軍情報員嫌疑者1名(40歲左右)”，“命部下浜田康男兵長用上大掛的方法進行刑訊，他兩臂第一關節的皮膚破裂後下垂”，“從禁閉室把他拖出來，經軍醫近藤大尉檢查的結果，他說‘治晚啦’，我說‘太麻煩啦，你把他殺了吧’，而委託給他。於是近藤用注射器向肘關節內側靜脈打了兩次(注射器是百西西)空氣將他殺害。”
1944年4月，在湖北省當陽縣熊家坡，“在聯隊長命令之下，將在第一線盤踞的各大隊逮捕押來後監禁中的抗日軍戰士5名(20歲乃至25歲左右，所屬37師及132師)和抗日軍情報員2名(30歲左右)做為4中隊訓練新兵刺殺的活靶，將活人刺殺了。我在這一屠殺中，親自砍死1名抗日軍情報員”。
1944年9月，在湖北省當陽飛機場西北角，砍殺監禁中的抗日軍情報員，“我用刀將該被害者1名(25歲左右)砍殺了”。
1945年9月10日，在吉林省四平，“日本帝國主義戰敗後，在蘇軍管理下，由四平出發向蘇聯去的時候” ，“指揮用卡車裝運行李中，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奮起的當地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正義的反抗，予以還擊，我命令士兵用棍棒打死了2名中國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