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大只是縮影

浸大風波引起社會關注，社會普遍不滿和不齒學生的做法，亦將焦點放在學生的訴求是否合理。不過，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學生在今次風波的表現和事件發生後學生們的態度。

浸大學生的畢業要求，除了本科合格外，亦要通過普通話能力測試。但是，由於部分學生普通話水平未能達標，使他們不能順利畢業，有學生因而要求廢除普通話合格作為畢業要求的規定。於是，大學推出豁免試，讓普通話能力達到一定水平的學生免除普通話能力測試。不過，由於合格率偏低，引來一批學生認為豁免試有問題，於是發起「佔領教員室」，再次要求取消普通話考試合格作為畢業的要求。期間，數十名學生包圍數名教師，又以粗言穢語出言恐嚇和侮辱，令事件引起廣泛關注。

事件廣傳後，浸大學生先是拒絕道歉，以「口誤」作為辱罵老師的理由。在群眾壓力下，昨天浸大學生會會長公開向校方致歉，但質疑校方勒令兩名學生停學的理據，要求校方交代。其中一位肇事學生，更加公開表示後悔入讀浸大。至於其他大學的學生也加入戰團，在所在大學的民主牆上貼有侮辱浸大校長錢大康的言論。

從以上事件，可以歸納搞事學生的幾項性格特徵。一，行事衝動，妄顧他人安全和感受；二，毫不尊重他人及自己，愧對校方、教師、甚至是大學生身份；三，自我中心，只以為是，盲目堅持自身看法；四，缺乏自省能力，初時不願承擔責任，後來公開道歡亦未見悔意；五，諉過於人，不斷放大普通話試合格問題和今次事件中校方的處理手法，意圖推卸責任。六，自尊心過強，當順從公眾壓力和期望公開道歉後，也要攻擊校長和有關機構，試圖挽回面子。七，好事生非，將小事放大，無理採用偏激、侮辱的手法，有博取公眾視線之嫌。

其實，今次的浸大風波，與去年的教大學生侮辱蔡若蓮風波可以說是一脈相承。雖然兩個事件所針對的對象並不相同，但兩所大學的學生有著一樣的做事風格和性格特徵。

兩所大學文化、風格迴異，但學生的態度卻有若「倒模」，反映責任不在校方。在社會批評學生的同時，應該思考這些頑劣的學生是如何演變而成的。

筆者最近看過一部電影，充分表現家庭教育如何影響子女的成長和人格的形成。這部電影是今年金球獎其中一部獲得提名的作品，<冰之驕女>(I,Tonya)，講述90年代名震一時的花式溜冰女將Tonya Harding的故事。Tonya出身於單親家庭，年幼時其母已經看出其溜冰的天份，辛勤工作只為供養她在名師之下學習花式溜冰。

然而，她的母親並不是盡責的母親。雖然供書教學，但同時對Tonya拳打腳踢，令她遍體鱗傷；其母又常以尖酸刻薄的言詞嘲諷和侮辱她，令她缺乏自信和安全感；為了激起Tonya的鬥志，其母使用錯誤的手段，在賽前不斷踐踏、羞辱她，造成其自我形象低落。

這種扭曲的母愛，令Tonya個性十分反叛，桀傲不馴，經常情緒不穩，因而作出離經叛道的行為。由於與母親關係欠佳，Tonya年紀輕輕已經與男子結婚，離開家庭。可惜，衝動的決定使她遇上壞男人，同樣對她施加暴力，使她不時滿身浴血。其後，這名壞男人和其黨羽卑劣地恐嚇和施襲Tonya對手，令其對手承受嚴重傷害。而他們將責任嫁禍於Tonya，試圖拉她下水，一同「陪葬」。最終法院宣判Tonya終身不得參與花式溜冰，使其出色的運動員生涯劃上句號。

這個故事正好說明，家庭對個人的成長有著關鍵的作用，足以左右子女對前途的決定。假如父母的教育手法出錯，子女長大後便容易出現性格缺陷，對其個人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浸大和教大的學生正是90年代中後期出生的一群。這代人的成長背景大多是家庭成員較少，一般只有較少甚至沒有兄弟姐妹；家庭環境較好，至少有較佳的物質享受；父母願意投資大量金錢和時間在栽培子女身上，對他們更是千依百順，無微不至；踏入中學後，應用社交平台機會大增，喜歡在網絡上尋求認同和注意。這些成長背景造成這群學生大多比較自我和自以為是、對他人漠不關心、缺乏尊重，因此往往容易遇上小事便走向極端，作出損人而不利己的行為；對自身的錯誤會得過且過，但對別人的過失就會無限放大；雖然在法律上他們已是成人，但心智卻有如小學生一樣。

因此，筆者認為公眾不應將事件視為政治衝突，亦不應視為中港矛盾的一部分。應該受到譴責的，除了肇事學生，還有促成這班學生走上歪路的家長。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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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向來認為，立法會補選是香港最精彩、最有看點的選舉。與換屆選舉相比，前者多數情況下只是爭奪一個選席，所以候選人較少，市民可以比較聚焦地比較每個候選人的表現。一般情況下，建制和反對派會各派最少一人參選，兩軍大戰味道濃烈，是反映市民政治取態的良好指標。

由於補選和換屆選舉的議席數目不同，各黨的部署亦會略有分別。在換屆選舉，各黨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定位，例如以專業人士參政的政黨會向中產招手、以勞工議題掛帥的團體會爭取基層票源、地區服務較強的政黨較重視樁腳、派出年輕面孔參選的政黨就多數走激進路線，各黨各派都會針對性地向一群特定選民靠攏。

因為換屆選舉是採取比例代表制，各區有複數議席，少則五個，多則九個，在參選人士有增無減的情況下，候選人只需要三、四萬票，足以鎖定一席。因此，與其「大包圍」取悅所有選民，倒不如憑著準確的定位，爭取一部分的人的注意和認同，令他們有強烈的支持意願，才可突出自己，在這場激烈的競爭中突圍而出。

不難發現，反對派在競選部署上頗有心思，愈來愈多政黨傾向爭取小眾的支持。由社民連，到人民力量、新民主同盟，至近年的青年新政、熱血公民等，都是積極吸引屬於少數的激進年輕人支持。而為了突顯他們之間的分別，新政黨就會比舊政黨更加激進，更加重視教條，所以香港的激進勢力，逐漸由社會抗爭轉變成仇中運動，再慢慢變成自決、港獨思潮。

可是，換屆選舉的玩法就大相逕庭。議席只有一個，假設兩大陣營各出一人，理論上候選人需要百分之五十一的選票才能獲勝。假如參選政黨只是重視少數群眾的聲音，則難以獲得多數及主流選民的認同，必敗無疑。參選人為了勝利，就必須在堅持固有立場之餘，亦要貼近主流路線。

理論當然簡單易明，問題是，什麼才是主流路線?主流的選民有何想法、立場，是不易掌握的。再者，如果一個政黨被認為過於偏激，即使勉強重新定位，向中間選民靠攏，恐怕也難以在短時間內令人信服。

雖然建制派在補選中也會放較態度，變得溫和，但是基於以上的原因，始終無法在補選中佔有優勢。回歸以來的幾場補選，包括2000、2007年港島區補選、2016年新界東補選，都是由反對派勝出。在「黃金六四定律」下，向來佔約六成選民支持的反對派，只要派出理念溫和、形象較好、有一定論政水平的候選人，基本上其優勢就難被撼動。

不過，今場補選，情況明顯發生變化。過往補選，反對派的人選一是政治明星，如陳方安生，一是潛力新星，如余若薇、楊岳橋，而且有著專業的背景，既能鞏固傳統支持者之餘，亦迎合不少典型香港人的口味。但是，是次三區補選，部分反對派人選的質素與過往相距頗大。三區之中，以港島的周庭質素最差。除了欠缺專業形象外，其主張自決的政治定位亦過於激進，與中產為主的港島選民取態有一定距離。

因此，筆者認為，三區補選將是最刺激緊張的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