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田明利粥店老闆李松慶，在08年金融風暴後開始免費派粥予長者，但慶叔派粥遇到不少「貪心鬼」，加上人手短缺，可能在9月底後結業。
在深水埗派飯多年的北河燒臘飯店老闆陳灼明亦坦言，曾遇過貪心鬼，他們為吃免費飯，攞完又攞，甚至把飯拿到手後，即刻轉售圖利。明哥唯有用「打游擊」的方式，每日在不同的地方派飯，避免貪心鬼習慣去攞飯。
在香港這個社會，你有你善心，我有我搵笨的情況，比比皆是，善心者被人搵著數被人騙錢，大有人在。
我自己個人都有不少經驗，遠在20、30年前，和一班朋友在中環大笪地的大排檔吃飯，突然跑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有氣無力地向我們說，「我已經幾日沒有飯吃了，真是很餓，你們可否俾1、20元我去食飯呀?」我見她長相很可憐，已經去拿銀包掏錢了，但旁邊的朋友一把將我拿錢的手按住，對阿婆說:「阿婆你幾日無食飯這麼慘，不如這樣，你坐到旁邊的空桌，我們為你叫兩碗白粥，你坐下來慢慢吃吧!」
那個白髮婆婆聽完這句話後，在一秒間變臉，由可憐兮兮有氣無力，剎那間變成目靈兇光大聲夾惡，破口大罵粗口:「你班X街唔俾錢就算X數，咁多嘢講!」她一邊大罵一邊離去，那個戲劇化的場面，我至今仍歷歷在目。當時我既慨嘆朋友之聰明，也怪責自己的天真。
這些事情後來遇到不少，例如幾年前在灣仔就遇上一個操外地口音的女孩，說她是遊客，被人搶了銀包，想我借幾十元她搭車回酒店。我年紀大了經驗多了，掏錢的意願減低了，玩人的意欲增加了，就拿出電話說:「你真是很慘，我先替你打電話報警。」她一聽到「報警」兩個字，就從我身旁彈開，用九秒九的速度急跑而去。
當然，更令人可疑的是路旁的籌款，用殘疾人或老人家勸捐，有一次和一個社工界朋友同行，他說很多所謂慈善團體，他行內人從未聽過，那些名字普通過普通，例如什麼「香港支援老弱慈善協會」之類，很可能是一個謀利的勾當。香港成立一個慈善團體不難，成立後到處籌款，在街頭募款的老人、殘疾人也是打工，不是義工。負責人可以名正言順在慈善團體收行政總裁的工資，更離譜的會虛報開支將善款吸走，反正是名為慈善，變相謀利。所以捐錢也要找大機構去捐，不然好易被人搵笨。
香港經濟發達，好心人多，但遇上貪心鬼時，愛心只是錯送。小心。
盧永雄
大陸公布調查周永康，我評論後毁譽皆有，讚的不說，只說彈的，主要是認為「大陸貪腐係制度出問題，不是拘捕現有官員就可以解決問題」、「要實行民主制度才可解決貪汚問題」。
首先表明立場，我是民主體制愛好者，害怕極權制度，無論北韓的「我們最幸福」式的政治，抑或是伊拉克伊斯蘭國的政體，都令人望而生畏。民主制度是抗拒暴政的最佳制度，不過話得說回來，民主政制也有很大局限，不是萬應靈丹。
30年前我讀大學的時候，年紀輕輕，當然比今天更喜愛民主制度，但當時做一些粗淺的研究，已發現「民主與經濟發展」、「民主與廉政」，都沒有必然關係。先講經濟發展，當時亞洲四小龍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都被視為經濟發展新星，但當時台灣、南韓、香港皆無民主，新加坡的民主制都是似是而非，研究一番之後，當然證明不到民主有助經濟發展，差一點作出專制政體政策得宜時更有利經濟發展的結論。
再睇廉政，只睇亞洲四小龍，當時最廉潔的兩地是稍有民主裝飾的新加坡和完全不民主的殖民地香港，似乎民不民主和廉潔無關，有無重視廉潔的英明領袖關係更大，新加坡有總理李光耀，香港在有70年代港督麥理浩吹起廉政風暴，所以兩地在樹立廉政方面相當成功。若在亞洲拉闊一點講，早已實行民主的菲律賓和泰國一點也不廉潔。當時年青的我見到這種景象，有點失望，好像又作了一個反動的結論。
我們都覺得大陸貪腐嚴重，但早前和一個大型發電企業的CEO談起，他的公司在中國和印度都有投資起電廠，說起中國雖然有貪汚問題，但仍然比印度好得多，在中國官員收了錢都會解決問題，在印度官員收了錢之後不會做任何事，他們在印度某個邦起了電廠，還是地方政府請他們去投資，之前說好在電廠附近要建煤廠作配套，以免長途運輸煤料成本高昻。但他們起好電廠之後，煤廠動也未動，找當地政府又無回覆，這個電廠投資吊在半空，不知如何搞下去。講這個故事不是說中國好，中國都好差，但早已實行民主制度的印度貪汚問題更嚴峻。
表面觀察，中國嚴重貪腐起因包括：無制衡權力的制度，千百年講關係的文化，與及軟弱的政治領袖，三者結合而成。而過去十年中國軟弱的政治領袖，令問題急促惡化。
結論第一並不是有民主制度就無貪汚。結論第二是建立民主制度也不一定能解決貪汚問題，若在反貪制度與文化未建立起來前，在中國實行普選，恐怕新政府亦會是金權政府，貪汚有多無少。第三是重視廉潔的魅力領袖，可能可以打破貪腐的怪圈，當體制未建立之前，當文化未發展之前，諷刺的是，集權式的強硬領袖，比民主制更可能樹立廉政，李光耀、麥理浩就是好例子。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