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攻擊戴耀廷

明治維新後，日本正式躋身列強行列。在經濟和軍事力量日漸強大下，開始表現出對侵略別國的野心，韓國、中國先後成為日本侵略的對象。直至1930年代，日本政壇由軍人牢牢把持，加上當時中國積弱、歐洲內亂，日本便傾盡全力，試圖吞併整個亞洲。

當戰爭形勢逐漸膠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保持中立的美國正在考慮是否參戰之時，日本先發制人，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展開美日兩國的戰爭。由於日本資源有限，實力不足以同時支持兩線作戰，形勢處於下風。但是，日本依然死不認輸，寧願派出年輕人駕駛戰機，自殺式襲擊美國，希望同歸於盡。為了終結戰事，成功研發原子彈的美國就在1945年在日本的長崎和廣島投下原子彈，逼使日本投降。

戰爭結束後，日方在長崎和廣島興建紀念館，以動人的文字和介紹，講述當年美國如何殘忍地使用原子彈，殺害大量平民。如果遊客的歷史知識薄弱，或是過於感情用事，就會容易上釣，以為日本才是戰爭的受害者。由於日本官方多年來隻字不提日軍戰爭期間的野心和暴行，加上這種煽情的解說，亦使部分日本人顛倒是非，誤以為日本受到逼害，並出現極端的右翼思潮。

這個對不少人而言耳熟能詳的歷史片段，與今天的戴耀廷事件頗為相近。法律學者戴耀廷近日出席由台獨組織主辦的論壇，在演說期間指出如果中國建立民主政制，香港可以考慮建國，被中央媒體、特區政府及建制派人士嚴厲抨擊為宣揚港獨。而戴耀廷及反對派人士則趁機對調正邪位置，扮作受害人，批評愛國愛港人士的口誅筆伐猶如文革式的政治打壓，危害言論自由。

如果中央政府就是昔日的「美國」，而戴耀廷就是「日本」。自佔領運動以來，中央政府已經多次強調打擊港獨。不論戴耀廷是有心或是無意，在一個高度令人懷疑其政治目的的場合中，提及香港建國是可以考慮的選項，試圖挑戰中央政府的底線，惹來不滿和譴責實是意料中事。戴耀廷亦如同日本一樣，明明做了壞事依然惺惺作態，甚至將中央政府的正常反應，與言論自由掛勾，試圖博取同情，迷惑人心。

雖然戴的言論極不恰當，但是筆者覺得各界無須反應過敏，指名道姓地嚴厲譴責。畢竟，戴耀廷只是大學教師一名，不應以官僚或議會一員的標準作為對其愛國愛港的要求，言論尺度亦較為寬鬆。如今高調批評戴耀廷，只是給予其機會反撲，倒轉施害和被害的角色，扭曲言論自由的定義和底線，反而助長港獨分子的氣焰。

如果筆者代表特區政府發表聲明，就會使用較為溫和的字眼，不點名地批評，避免釀成政治爭議，令反對派有機可乘。例如，「特區政府對於有人在境外發表支持港獨的言論感到遺憾，重申特區政府反對任何宣揚和推動港獨的行為。」措詞和語調偏向溫和，一方面可以表達立場，達到展示姿態的目的；另一方面因為內容不是譴責，對方反擊的空間不大，即使有意鬧大事件也不會如此受到注目。

如今愛國愛港人士連番攻擊戴耀廷，不但未能將他的實力和聲望粉碎和瓦解，反而變相更加突出他的行為和地位，仿如受到逼害的英雄人物。原本戴耀廷已是近年各大社會抗爭的主要搞手，累積一定名望和號召力，經此一役，只會更加有利他實現政治野心，對香港和國家的穩定都沒有好處。

可能有人覺得筆者保守、迂腐，但是在現今輿論機器掌握在反對派手上的香港，愈是低調，愈少機會受到攻擊。當反對派手上沒有「子彈」，自然不能興風作浪了。因此，為了一句半句宣揚港獨的訊息而大動肝火，恐怕並不值得。

反對派形容今次事件是打壓言論自由，可是，真正被打壓的一方，其實是挺身而出，向歪理說不，卻被誣蔑是「打壓言論自由」的愛國愛港人士。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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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當權者和在野派都極難融洽相處。無他，兩者存在天然競爭關係，為了爭奪權力而戰。雖然不一定鬥得你死我活，但是難言可以和衷共濟。

因此，當特首出席民主黨的晚宴，並在席上捐款三萬，便惹來不少抨擊。反對派固然認為林鄭月娥別有用心，想用金錢打好關係，方便具爭議性的項目如一地兩檢、國歌法等順利通過。建制派則覺得，刻意修補與反對派的關係，只會引起社會的疑慮。

縱然，林鄭否認「送錢點唱」是基於政治目的，亦不存在「大和解」的考慮因素，但是單是高調出席晚宴的做法，已經令人難以相信這個說法。

眾所周知，民主黨是反對派內其中一個最有實力的政黨，立場相對其他反對政黨溫和，加上過去不乏與政府合作的經驗如通過政改方案，一般相信該黨是政府可以爭取亦應該爭取的勢力，以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及提升管治效率。

然而，在位與在野是互相競爭的關係，一方支持度上升，一方獲得的公眾認同便會下跌。所以，不論在位者如何向在野派的伸出橄欖枝，在野派也會難以接受。

史上最成功處理與在野派關係的政治領袖，是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克林頓提出「三角理論」，認為為了改善行政立法關係，需要將政治勢力分成三部分，即總統自己、民主黨和共和黨。雖然他是民主黨出身的總統，但是他選擇與民主黨切割，立場不會緊靠該黨，反而選擇站在中間，平衡兩黨的聲音，嘗試找出得到最多兩黨國會議員支持的方案。

但是，即使成功如克林頓，共和黨人亦不會輕易放過放大總統缺失的機會。當克林頓陷入性醜聞及疑似妨礙司法公正時，共和黨人一樣提出彈劾動議，企圖將他置諸死地。若非民主黨力挺，加上民意認為「罪不至死」，克林頓可能面對下台收場，可見在野派永不可能與在位者和平共存。如果克林頓在平衡在野關係上也陷入麻煩和困難，不難想像極為依賴建制派支持的特首，根本無從解決與反對派的僵局。

因此，問責團隊應該具備競逐民意的意識，積極與反對派爭奪群眾支持，而不是天真地相信單方面釋出善意，對手的態度就會有所改變。當特區政府的民望上升，就意味打著民主旗號，背後其實表達對施政不滿的反對派支持者有所減少。反對派勢力減退，議會的建設聲音就會加強，對政府工作更為有利。

以派錢為例，原本財政司拒絕派錢，而是以一次性紓困措施，向中產及基層施惠，被批評忽略一群N無人士。及後，在民怨沸騰及政黨壓力下，才有條件地向280萬名在財政預算案中受忽略的市民派發四千元。

如果財政司具備競逐民意的意識，就會索性在初版預算案中提出派錢，避免過去一段日子被罵得狗血淋頭的尷尬，變相助反對派一臂之力。要知道，財政預算案是立法會補選前公布，如果一早提出派錢，建制派的成績可能更進一步，一方面打擊借被DQ撈取政治資本的反對派，一方面亦使立法會有更多做實事的盟友。

即使現在回心轉意，使絕大多數市民可以享受財政預算案的好處，財政司以至整個特區政府已經傷痕纍纍，成為政治博奕落敗的一方。

雖然，派錢可能不是公共理財的理想原則，但是，在這個民粹日增的社會，當權者考慮民粹的因素不會「蝕底」，有時對執政更為有利。反而完全跟隨原則和理論的官員，才與現實脫節。

筆者並不鼓吹梁振英年代，政府與反對派劍拔弩張的關係，但是同樣否定特區官員對反對派存在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放下身段，加強溝通就會令反對派有所軟化的想法。如果特區政府沒有爭奪民意的意識和行為，那麼，真正阻礙政府施政的，就是政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