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族黨因成立理念及行為涉嫌危害「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而被指違反<社團條例>，極有可能被禁止運作。消息一出，立即引來反對派人士的不滿，例如民族黨的陳浩天、工黨的李卓人紛紛批評有關決定是「政治打壓」。
「打壓」一詞十分具感染力，意指一方惡意或霸道地，以任何手段欺負另一方，使之受到損害。通俗一點，就是「大石砸死蟹」。因此，打壓是帶有貶意的字眼。當有人批評政府「打壓」任何人士或團體，就會令人以為政府「大蝦細」。
自香港社會運動日趨激烈以來，「政治打壓」的言論可謂無處不在。檢控違法佔領行動的參加者又是「政治打壓」、對發動暴動人士採取法律行動又是「政治打壓」、官員反對宣揚港獨又是「政治打壓」、DQ宣誓無效的議員又是「政治打壓」。只要反對派利益受損，就是「政治打壓」。
根據前段的定義，「政治打壓」應該是阻止不同政見的傳播或限制某人或某團體的政治自由，使之承受不必要的損害。然而，近年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不論相關官員或部門都是出於維護社會利益及捍衛法治的需要，而採取任何合法手段，包括批評、拘捕或檢控，作為對政治事件的回應。所有行動和決定都是按照既定程序和規條處理，並非針對政治立場。
以旺角暴動為例，如果事件沒有發生，所有現時承擔法律責任的人士根本無須面對刑責。同樣地，成立一個不是宣揚港獨或其他違法理念的政黨，絕對不會面臨被取締的後果。換言之，反對派所投訴的事，其實是咎由自取，自討苦吃。與其高喊名不符實的「政治打壓」口號，倒不如坦誠反省自身的惡行。
部分市民認為，雖然政府的做法符合法律的要求，但是港獨根本不成氣候，國家安全亦不見得容易受損，高調取締民族黨是多此一舉。這種說法，令筆者想起電影<西遊記之仙履奇緣>的一段情節。
在戲中，孫悟空非常反叛，不願取西經，甚至想吃掉師父唐僧，令觀音大使非常憤怒，要懲治孫悟空。由羅家英飾演的唐僧，便搞笑地向觀音解釋，孫悟空想吃掉自己，只是構思，沒有執行，所以不應立即懲罰孫悟空，反而要求觀音在孫悟空痛下殺手後，有了真憑實據，才採取行動。
上述故事，所有人都會明白「為時已晚」的道理。同樣地，如果任由民族黨落地生根，不加監察，即使明顯觸犯相關法例也置之不理，難道要等待民族黨推動港獨運動有聲有色，社會陷入嚴重對抗和分裂之時，政府才可行使執法的權力?如此，政府與戲中迂腐的唐僧有何分別?
筆者有時覺得，今時今日的香港，政府官員真的左右為難。明明錯不在己，卻被說成大奸大惡。執法，就會被人扣上「打壓」的帽子；有法不依，又會被人批評雙重標準。在這個進退兩難的年代，應該大叫「反對政治打壓」正是香港公僕。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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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油尖旺區議會通過「殺街」動議，建議取消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計劃，以打擊表演人士及團體在街頭賣藝，製造巨大噪音，滋擾居民的問題。近日，運輸署宣布打算在八月四日正式取消旺角行人專用區，徹底打擊旺角街頭「成行成市」賣唱的風氣。
「殺街」早就是不少當區議員、居民、甚至鄰近商戶的共同意願。根據運輸署的資料，設立行人專用區的目的，是為了在人流較多的區域，例如旺角、銅鑼灣等，以限制車輛進入的方式，解決人車爭路的問題，改善行人環境。然而，這類開放的空間，逐漸成為街頭表演者的舞台。雖然街頭表演所產生的騷擾問題存在已久，可是由於當局欠缺監管，使情況愈趨惡化，每逢假日從早到晚都有聲浪極大的表演節目，嚴重騷擾鄰近居民及行人。即使後來政府作出折衷的安排，限制行人專用區的開放時間，但是問題始終未見好轉。
多年以來，不少媒體都有報導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賣藝活動如何影響居民生活。部分居民曾經表示一到假日便要提早出門，避免噪音轟炸；行動不方便者，則要閉緊門戶，終日承受噪音及不能見光的慘況。現時政府積極介入問題，提出「殺街」，正好回應居民訴求，好讓居民耳根清淨，還他們健康的作息生活。
當然，「殺街」令一出，長駐在當區的表演人士定必大感不滿，在媒體採訪中多次批評政府扼殺自由、打擊本土文化，形容決定是「漠視民意」。
筆者覺得現在的香港十分可笑，但凡政府作出不利某人或某利益團體的決定，即使這個決定是經過理性討論，加上民意基礎支持，也會被指斥是不聽民意。概言之，千錯萬錯都是政府的錯，政府就是原罪。
雖然筆者不是當區居民，但是也不時在附近閒逛，留意到街頭表演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是街頭賣唱，表演者帶同樂器和音響在街頭高聲獻唱，正是造成噪音滋擾的元兇；第二類，是收錢表演，表演者腳前有一個盛錢的容器，途人在容器內投放金錢，表演者便會開始表演，形式有演唱、跳舞、耍功夫不等，是明顯利用公共空間以賺取私利的商業行為。第三類，是街頭人像拍攝，由攝影師提供器材及各種工具替人拍照。他們不會直接收取金錢，而是鑽法律空子，在工作台前放下一個小盒，由消費者在盒內放下金錢。這類人士令人討厭的地方，除了因為謀利之外，還因為在周邊擺放各種工具和擺設，造成行人不便和危險。第四類，是政治組織。部分激進團體長駐行人區，大搞名為本土，實為排擠及歧視內地旅客的政治宣傳活動，衍生偏激甚至暴力的違法行為。
換言之，各種街頭表演其實或多或少對居民或行人造成負面影響。當健康、安全和表演自由兩種價值存在不可兼容的矛盾，區議員和政府都選擇前者也是無可厚非。
無疑，表演團體的演出空間的確有所減少，但是必須明白的是，假如他們奉公守法，理性自律，不作任何騷擾他人的行為，沒有任何部門有能力或有動機去阻止演出。假如表演單位指責政府不聽民意，那麼他們更應反求諸己，反思為何自己再三損害居民和途人的自由與權益，逼使相關機構採取行動保障其他市民。
事實上，即使沒有旺角行人專用區，表演單位依然可以遷往其他地方，以合理和合法的方式演出。只要他們不作騷擾他人的行為，其表演的權利不會受到影響。至於表演可否吸引大眾圍觀，推動所謂的本土文化和藝術，則視乎表演單位的能力和質素，不能因而怪責政府打擊自由。
正如油尖旺區議員所言，行人專用區產生的各種問題已經歷時十八年，證明各方人士已經作出最大努力忍讓和遷就。在表演團體的自私和不負責任下，各方的忍耐已經超出底線，「殺街」是無可奈何、但對社會最有益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