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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或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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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或硬?

2018年09月07日 21:01 最後更新:21:05

繼外國記者協會邀請香港民族黨代表演講,令港獨問題再度引起公眾熱議,再有大學學生會公開發表港獨言論,在在反映港獨議題可能時而沉寂,但是其理念已經逐漸植根在不少年輕人的腦海裡,是需要長期正視和處理的問題。

一直以來,對於如何處理港獨問題,社會分為兩派,筆者簡稱為「軟派」及「硬派」。「軟派」人士認為港獨難以成真,沒有市場,只要中央政府放任不管、特區政府不加處理,一切偏激的立場和政見自然會被理性群眾淘汰。然而,激進派議員由一個長毛增加至三個社民連議員,到現在出現團派,甚至反對派全面向激進靠攏,都反映「弱派」的視而不見就會自動天下太平的理論站不住腳。

然而,雖然「軟派」不切實際,也不代表「硬派」策略到位。自佔領運動後,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在處理激進政治理念、行動,以至港獨問題上都明顯較以往強硬。除了主要官員會就以上問題發表評論,表達政府立場外,更會透過法律行動加以懲治和阻嚇滋事份子。無疑,「硬派」有助減少暴力行動發生的機會,但是激進的政治理念和港獨思潮未見成功壓抑,反而愈多青年朋友受到感染。

既然「軟派」、「硬派」都不是根治港獨問題的良方,與其繼續討論打擊的手段,倒不如分析一下年輕人產生港獨歪念的根源。

筆者認為,港獨思潮源起於三大原因。一,中港矛盾。這一輩的年輕人,普遍對內地人抱有極端的偏見和歧視。如果是新移民,就會認定是申請綜援、分薄資源;如果是旅客,又會先入為主地覺得是水貨客或沒有文明的人;如果是富豪,就會覺得是炒賣樓宇、抬高樓價的人。總之不論內地人士以何種身分來港,也會認為是有損港人利益,與港人爭奪資源。這種想法,促成部分港人加深對內地的誤解,甚至抗拒中港融合和否定中國的主權。

二,政制爭拗。雖然說不上絕大部分市民支持民主政制,早日落實普選。不過,年輕人對民主普選的追求和幻想是特別強烈的,亦認為普選是改變施政的唯一辦法。經歷政改風波後,不少年輕人對爭取有公民提名的普選機制感到失望和無助。他們認為,只有港獨才能建立民主制度。

三,施政不彰,或至少港獨份子認為特區政府無能。由於全球化的影響,香港面對產業單一、樓價高企、貧富差距擴大、基層難以向上流動的種種問題。在生活必需也難以保證,以及前路茫茫下,大批市民對特區政府感到失望。部分偏激的人甚至認為香港的問題與中央政府有關,繼而懷緬殖民統治,並逐漸發展港獨思潮。

事實上,筆者認為最關鍵的因素,就是特區政府的施政問題。雖然香港的社會問題,與全球化關係極大,但是特區政府的確不善於財政資源再分配。在扶貧問題上,永遠只是蜻蜓點水,貧窮人口比例冠絕各大繁榮城市;在創造向上流動階梯上,也疏於發展產業,令年輕人晉升和發展事業機會不足;在房屋問題上,市民未見政府有能力在中短期內解決樓價過高的現象。這些對現實的不滿,成為離經叛道政治思想的養分,亦令部分市民將負面情緒投射在內地人,特別是新移民身上,大大刺激中港矛盾。而施政效率不足,中下階層未能分享經濟成果,亦增加年輕人對民主普選的追求。當「雪球」愈滾愈大,港獨思潮便會自然出現。

因此,筆者多次撰文強調,特區政府必須以「經左社右」的思維管治香港,即經濟上走左翼主義,提倡平等,增加徵稅和福利,收窄貧富懸殊。至於社會政策,尤其是移民政策,應該盡可能收緊,避免進一步增加港人對內地人的反感,逐漸消除對「內地」、「內地人」、「中央政府」、「中港融合」等一系列字眼的偏見,從而完全打擊港獨。

如果以為懷柔政策,或是利用法律阻嚇可以打擊港獨,相信港獨問題只會愈演愈烈。只有虛心正視現存的問題,著手解決,重建年輕人對社會和前景的信心,才是解決港獨的方法。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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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不是脫貧路

 

大學聯招放榜後,有傳媒發現過往標榜從本地中學取錄系內75%學生的香港大學醫學系,今年僅僅取錄49%的DSE考生,引起各界質疑港大的收生政策,不再顧及基層學生的需要,令基層家庭難以實現脫貧的願望。

事實上,大學一早不是脫貧路,這條路早被中產家庭子女壟斷。因為根據資料顯示,入息中位數以上家庭的子女入讀本地大學的人數,遠遠超過中位數以下之家庭的子女。至於大學各樣為清貧學生而設的資助和津貼,申請人數也逐年遞減,證明經濟能力欠佳的學生難以升讀大學。

既然基層學生難讀大學是普遍的趨勢,單純責怪醫科取錄基層學生少是毫不合理的看法。大學收生的情況只是「果」,真正造成現時教育強弱懸殊的「因」,早於中小學已經出現。

筆者想起一段歷史事件。在漢武帝執政年間,為了鼓吹儒學,推出「察舉孝廉」,要求地方官員推舉廉吏、孝子各一人,授以官職,作為百姓的榜樣。

結果,這個原本有助改善民風的政策,成為權貴互相扶持的工具。例如姓陳的大官推薦姓張的後輩,他日姓張成為大官也會投桃報李,舉薦姓陳的後人,而姓陳的後人也會扶助姓張的後人一把,周而復始,最終這條升官之路便由一小撮人控制及瓜分。這種現象,在當時被譏為「累世公卿」,即同一姓人世世代代也是做官的,完全把持政治及經濟力量。

這種「累世公卿」的情況,在香港也頗為相似。一群早年在名校畢業的社會精英,在子女尚幼時已著力栽培,琴棋書畫、中英法德語樣樣皆能,繼而利用舊生身分保送子女入讀名校,在名校的薰陶下日漸掌握考試技巧,加上父母大灑金錢聘請補習名師催谷成績,間中可以到外國交流開拓視野,試問在這種環境之下成長和學習的人,怎會輕易輸給連一張書台、一枝鉛筆也視為奢侈品的基層學生呢?

最終,一條又一條脫貧的康莊大道,例如醫科、法律、會計等專業科目,仍然牢牢掌握於昔日的中產家庭手中,繼續保持社會階級和地位,扼殺絕大多數基層向上流動的機會,形成現代版本的「累世公卿」。

雖然筆者極度不齒現時教育貧富懸殊的情況,不過筆者絕對不同意政府推出優待基層學生的收生政策,要求各大院校必須錄取一定比例的基層學生。原因是,美國在6、70年代也曾推動類似的計劃,要求全國大學錄取較難升讀大學的黑人學生,結果公眾標籤黑人大學生是次等學生,純粹因爲政策的傾斜而僥倖入讀大學,反而造成更大的歧視和偏見,無助黑人擺脫困境。

悲觀一點而言,也許,基層學生想要脫貧,就是不要急於與中產學生硬碰,爭取入讀大學的機會。因為除了專業學科外,絕大部分學位在市場上競爭能力也不太大,對基層學生而言沒有用處。倒不如考慮部分職業教育學科,如工程、酒店、航空維修等,培養一技之長。筆者也認識不少這些職業教育的畢業生,其收入更勝在職場打滾十年的普通大學生。

如何扭轉教育的貧富懸殊,實非筆者的智慧所能解決。但是,政府和教育專家應該想方設法,盡力改善這種情況。否則,「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之日不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