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慧與毛澤東(資料圖)
江青(左)和毛澤東在一起(資料圖)
我去採訪鄭君里夫人黃晨，是那樣的方便，從我家的陽台上，便可以看見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採訪她。
她剛從香港回來。國恨家仇，十年風霜，在她的前額刻下深深的皺紋，黑白參半的頭髮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齒：「這個藍蘋，害得我家破人亡……」
視屏幕上見到過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蘭絨上衣，攏了攏頭髮，非常鎮靜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鐵欄杆圍著一張高背木椅，江青穿著一件低領的黑上衣，套著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著一個顯眼的補釘。她挺直脖子，瞪著眼睛，強裝著一副「旗手」的神態。
「藍蘋！」黃晨一見到江青，眼中迸出憤怒的火花，大聲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驚，呆住了。自從公審以來，當著法官，當著眾多的旁聽者，還未曾有過叫她「藍蘋」的。不，不，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人敢當面叫她「藍蘋」的了。
江青轉過腦袋，視線轉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氣，說了一句：「阿黃？！」
她確實感到震驚：因為她以為黃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麼東西，叫我阿黃？」黃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厲聲道：“你逼死我丈夫鄭君里，我要控訴！我要揭發！……”
通過電視，黃晨在億萬人民面前，揭發了江青迫害鄭君里致死的罪行，揭發了江青策劃的「十·八」抄家案……
黃晨正氣凜然，義正詞嚴，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視一切的腦袋。
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上，記下了江青的這一罪惡：「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鄭君里、趙丹、顧而已、童芷苓、陳鯉庭五人的家，致使他們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會各界人士名單中，提及了“著名藝術家鄭君里”。
鄭君里，他的名字與中國電影緊緊聯繫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擔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員；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編導了轟動中國影壇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導演了鋒芒直指國民黨反動派的《烏鴉與麻雀》；五十年代，他導演了優秀影片《宋景詩》、《林則徐》、《聶耳》；六十年代，他導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們的推崇……誠如袁文殊為鄭君里的遺著《畫外音》一書寫的序言所說，他是「一位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又有廣博的理論修養，才華茂盛的電影導演。」
電影演員藍蘋，本是鄭君里夫婦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鄭君里（二哥）、唐納（三弟）、趙丹（四弟）因志同道合，曾經結為四兄弟。藍蘋曾是唐納之妻，跟鄭君里夫婦過從甚密。
一九三六年，當三對新人——唐納和藍蘋，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在杭州六和塔舉行婚禮時，沈均儒為證婚人，而鄭君里為司儀。
黃晨與藍蘋互以「阿黃」、“阿藍”相稱。看到一塊合意的料子，一起買來，做成一色的兩件衣服，黃晨和藍蘋同時穿了出來。
黃晨還記得，一九五一年，當她出差到北京，住在電影局招待所，江青聞訊，派來了汽車，接她去中南海。那時的江青，穿著一身土藍布列寧裝，還念舊情。江青曾經說，如果她願意，可以幫助她去蘇聯學劇場管理……
然而，當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慚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員，但這並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黨，領導工人運動……”
鮮紅的歷史，閃光的道路！這種連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騙騙掛著紅袖章的紅衛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細的鄭君里夫婦，特別是落在鄭君裏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針氈……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並不是葉群、江騰蛟，卻是張春橋。
江青（中）林彪（右）、葉群在一起（資料圖）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經拉開。一天，鄭君里回到家裏，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兒。
果真，他告訴黃晨：「今天，張春橋找我談話。」
事情頗為突然，廠里通知他，到「康辦」去一下。
張春橋板著面孔，在康平路市委辦公室里接待他。
在說了一通端正態度、積極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劃清界限之類話以後，張春橋把話題一轉：“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認識，有過交往。江青同志現在的地位，跟過去不同了。她過去有一些信件之類的東西，還在你家裏。這很不妥當。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來，密封，交給我。”
鄭君里明白，這是張春橋找他談話的真正目的，他從張春橋的話中聽出，顯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別人不會知道那封信的。
當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時，上海市副市長梁國斌在側。
據梁國斌回憶：
“一九六六年六月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曾對我說，江青現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鄭君里家，我要找鄭君里談一次，為慎重起見，你也參加一下。我答應了。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時我在場……
「張春橋對鄭君里說，現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裏，存藏在你家不很妥當，還是交給她處理吧！鄭君里完全答應。」
鄭君里和黃晨一起在家中翻找，總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廠里轉給張春橋。
梁國斌回憶道：
「事隔約一個星期左右，張春橋對我說，鄭君里那裏的信件、照片等交出來了，已轉交給江青，她當場燒了。」
這麼一來，鄭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過了些日子，張春橋又一次找鄭君里談話。
這一回，張春橋的臉上烏雲密佈，彷彿馬上就要發出閃電和雷鳴。
他不再繞彎了，單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為什麼不交出來？」
從話語中可以聽出來，顯然，江青已經看過鄭君里上一次交給張春橋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鄭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憶一下，把信找出來。」張春橋依然不放過他。
鄭君里回到家裏，憂心忡忡，他早就銷毀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來，而江青又緊追不捨。
黃晨和他翻箱倒櫃，鄭君里向來很重視保存創作資料，便於寫作，他保存了許多三十年代電影書報、剪報。凡是其中涉及藍蘋的，都一一交出。
黃晨還找出了一張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納、藍蘋、鄭君里，她。
她記得，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他們在霞飛路（淮海中路）萬籟鳴兄弟所開的「萬氏照相館」里拍的。
1935年的藍蘋（右）與王瑩（資料圖）
鄭君里見到這張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黃晨慮事比丈夫仔細，只見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納。鄭君里會意，讚許地點了點頭。因為如果不剪去唐納，更會招惹麻煩。
再也找不出別的「防擴散材料」了。鄭君里深知，這一回的材料仍沒有那封信，江青勢必不會放過他，於是，鄭君里給江青寫了一封信，說明信件“沒有保存，只是理出幾張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請你處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氣，她是一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為了避免她的糾纏，他在信中還寫道：“運動之後，我們搬到農村去落戶，搞搞文化館的工作……”
雖然鄭君里已經退避三舍了，然而，他並沒有從江青的記憶中消失，恰恰相反，她已把他視為心腹之患了。
她要借刀殺人，這「刀」便是葉群。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二十七歲的生日，成為紅衛兵的盛大節日。一百五十萬紅衛兵雲集天安門廣場，使那裏成為一片紅色的海洋。江青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離毛澤東只咫尺之遙，揮動著小紅書，向紅衛兵招手。她深深地被權力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就在天安門城樓上，她見到葉群。葉群邀她到毛家灣走走，她答應了。
三天之後，江青出現在毛家灣林彪寓中。
江青和葉群在微笑中，談成一筆骯髒的交易：「你替我撥去眼中釘，我幫你幹掉私敵。」
於是，江青說起了鄭君里，說起了落在鄭君裏手中的一封信。
於是，葉群通過吳法憲，電召江騰蛟火速來京。
於是，十月八日深夜，一夥不速之客，光臨上海武康大樓鄭君里家中……
據黃晨回憶，在抄家的時候：
「不准任何人進出，對我們搜身，叫我們把所有的首長的文字東西都拿出來，把我們的書翻了一地……把君里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創作手槁、資料搜刮一空，連我的小兒子從幼兒園到高中作業的成績報告單都拿走了。……」
「大抄家後，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就把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監獄裏，君里同志受到慘無人道的嚴刑逼供，僅兩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江青要追抄什麼信
在採訪黃晨之前，我曾聽到一種關於那封信的傳說。
據說，江青在一九五八年，給鄭君里寫過一封信。
這封信，是因毛澤東寫了那首《蝶戀花（答李淑一）》引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上海《新民晚報》連載了《訪李淑一》一文，記述了記者訪問當時在上海老友鍾淑賢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詳細談及了毛澤東寫作《蝶戀花》的經過。可以說，李淑一的這段話，是關於毛澤東為什麼寫《蝶戀花》的最權威的解釋：
“李淑一同志說，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春節，我給毛主席寫了一封賀年信去，因為我已經有三年沒有寫信給他，算是向他請安的。還給他寄去了一首一九三三年夏天的舊作求教。當時（指一九三三年）因為道路傳聞，說直苟已不在人間，有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直苟回去，樣子非常狼狽，我哭泣著醒來，和淚填了一首《菩薩蠻》，原詞是這樣的：‘蘭閨索寞翻身早，夜來觸動離愁了。底事太難堪，驚依曉夢殘。徵人何處覓？六載無消息。醒憶別伊時，滿衫清淚滋。’同時，我還要求他把他從前寫贈楊開慧烈士的一首詞寫給我。
“主席回信是五月十一日。他的信一開頭就說：‘惠書收到。過於謙讓了。我們是一輩的人，不是前輩後輩關係，你所取的態度不適當，要改。’（引者註：《新民晚報》所登毛澤東致李淑一信，個別字句有誤，引者已據《毛澤東書信選集》更改。）意思是我不應當用‘請安’的字眼。我的《菩薩蠻》他看了，信里說，‘大作讀畢，感慨系之。’他沒有把以前贈楊開慧烈士的詞再寫出來，他說那一首不好，‘有《遊仙》一首為贈’，還說，‘這種遊仙，作者自己不在內，別於古之遊仙詩。但詞里有之，如詠七夕之類。’這就是大家已經讀到的‘我失驕楊君失柳’那一首《蝶戀花》。
「這首詞寄到學校後，（長沙）第十中學（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單位。）的同學爭相傳誦。湖南師範學院的學生也知道了，他們想在校刊上發表，寫信去請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發表？後來主席親自複信，同意發表，只是把題目改成了《贈李淑一》。後來，《人民日報》、《詩刊》和各地報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澤東的戰友，犧牲於一九三二年湖北洪湖革命戰爭。楊開慧為毛澤東夫人，犧牲於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李淑一的一席話，把毛澤東寫作《蝶戀花》一詞的前後經過。說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澤東對柳直苟烈士、楊開慧烈士的懷念，寫下「我失驕楊君失柳」那樣充滿深情的詞句。
1936年轟動一時的三對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為：葉露茜與趙丹，藍蘋與唐納，杜小鵑與顧而已。後排則為證婚人，自左至右依次為：鄭君里、沈君儒、李清（資料圖）
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戰友之情。然而，卻觸動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經。江青當著毛澤東的面狂叫：「你懷念楊開慧，我想念唐納！」
江青一氣之下，給鄭君里寫了一封信，打聽唐納在國外的地址……
據傳，江青要追索的，便是這封在一九五八年寫給鄭君里的
當然，這僅僅是「據說」、“據傳”而已。因為關於那封信，一直是一個謎：不論是對張春橋或者葉群面授機宜的時候，江青只是說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鄭君裏手中，並未談及是一封什麼內容的信件。何況葉群已死，張春橋則以緘默對抗，無法從他們那裏查清江青千方百計要追回的是什麼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鄭君里知。
不過，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特別法庭開庭審問江騰蛟時，江騰蛟的交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證：
問：「你到北京以後，葉群怎麼給你具體交代任務的？」
答：「葉群跟我講，江青一九五八年有一封信落到鄭君里、顧而已他們手上，現在要把這封信收回來……」
這裏提及的顧而已，顯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尋的，是落在鄭君裏手中的信——正因為這樣，她指使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並沒有找顧而已談話。
江騰蛟的交代，明確地說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一九五八年的信。
在審問時，審判員高斌特地追問了一句：
問；「到底要搜查江青什麼時間的信？」
答：「五八年，我記得很清楚。」
一九五八年，早已成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樣會“有一封信落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鄭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寫信給鄭君里！
江騰蛟的交代，清楚地證實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麼回事。
在筆者訪問黃晨時，她說鄭君里怕惹事，早在張春橋找他談話之前，已經燒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為這樣，張春橋一直追逼之下，他也無法交出江青所要的一九五八年寫給他的信。
黃晨還回憶，除了一九五八年江青的這封信之外，在三十年代，江青還曾給鄭君里寫過一封信，事關她、唐納和另外一個人。
要說清楚這些信件的起因，不能不從頭講起……
本文摘自《江青傳》，葉永烈 著，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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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舞會現場（資料圖）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
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多數男孩子對舞會並無興趣，在舞場出現，純粹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去處，找個熱鬧而輕鬆的地方起起鬨、搗搗亂。這時，他們就會帶著追隨他們的小一點的孩子，循聲摸索，繞過曲徑迴廊，找到春耦齋。
女孩子們和男孩子不同，音樂和舞蹈對她們總是有誘惑的，家長們也常領著她們到舞場。一來她們比男孩子更依戀家長，二來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娛樂項目，就讓孩子在音樂和舞蹈中感受快樂吧。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這種方式，在西柏坡時依然保持著。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開始是每周一次，也許是考慮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太少，一次舞會的運動量明顯不夠，一段時期以後，就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
這是一項比較經常的活動，讓領袖們到外面的場所參加舞會，從安全的角度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安排在中共領袖們居住得比較集中，來去也比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
最主要的舞場在春耦齋，宮苑書齋式建築的春耦齋，顯得素雅渾厚，單檐四角攢尖頂，灰牆灰筒瓦，地鋪紫綠石。整個建築面闊5間，進深3間。室內雖然雕梁紅柱，彩繪飾頂，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駁，已經褪去了當初的富麗。
民國肇始，春耦齋常常充當統治者擘劃政務的場所。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袁世凱、1913年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過財政會議。1918年10月，與段祺瑞抗衡的代總統馮國璋下台，被安福國會舉為民國總統的徐世昌，將其總統辦公處，設在了春耦齋。
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面，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經歷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里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面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樂曲也多是老的，有傳統的民族音樂，有根據根據地的老歌改編的樂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採茶撲蝶》、《花好月圓》、《茉莉花》；還有《瀏陽河》、《南泥灣》、《綉金匾》等等。
偶爾，也穿插一兩首外國樂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義大利花園》等。由專業演員取代業餘演奏者以後，這類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業餘演奏者很投入，專業演員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來到舞場，卻並不是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賞欣賞音樂。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喬木。
胡喬木夫婦對跳舞都沒有興趣，在春耦齋舞場上，是很難見胡喬木夫婦蹤影的。但他們也不是絕對的不去，有時為了換換腦筋、鬆弛一下，在靜谷曲徑漫步時，受悠揚的舞曲吸引，踅進春耦齋，聽聽舞曲。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文藝節目表演，他們也會看一會兒。
春耦齋的舞會，參加者最初幾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機關幹部，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不論跳得好醜，都在這個舞場裏亮過相。開始去時，各單位都對參加者打過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單位和身份。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著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著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著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一曲終了，朱老總才會找一張沙發坐下。在春耦齋內南牆中門右側，排放著四五個寬大的單人沙發，是供來跳舞的領袖休息的。沙發中間有茶几相隔，上面擺著茶杯、煙灰缸，還有一盤小毛巾。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閑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昂首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系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緻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著過一會兒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著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舞伴跳舞。
有一次，劉少奇夫婦來跳舞時，楊尚昆夫婦也在場。當一曲悅耳的探戈舞曲奏響，楊尚昆夫人李伯釗，邀劉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藝工作者，早在瑞金時期，她就和錢壯飛、胡底編寫了話劇《為誰犧牲，為誰打仗》，還擔任過中央蘇區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抗戰期間，她主辦過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
他們兩人的舞步與樂曲的節奏非常協調，舞姿也很優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來觀看。當他們跳完這一曲時，在場的人都為他們的優美舞姿鼓起掌來。一向較嚴肅的劉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釗則以她戲劇藝術家的風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給舞會平添了幾分歡快。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著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彷彿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著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此刻，人們通常是閃在舞池周邊，等待毛澤東到來後重新起舞。但毛澤東有時並不是來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領導人打個招呼，在沙發上坐一會兒。服務人員會立即為他點煙、泡茶，一些女同志會簇擁在沙發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嘩。”
心情最為激動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景的人，讓我們聽聽另一位親歷者的追憶：“我也一眼就認出，這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領袖毛主席……這時我的心在亂跳，嘴在嚅動，嗓子也要喊出聲來，幸虧全場格外的寂靜，我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喊出‘毛主席萬歲’來。”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著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嫻熟輕盈，步調活潑多樣。他帶著舞伴時左時右，時進時退，輕鬆靈活，從不走錯步踩對方腳。有時他走大步，步伐矯健有力，右手還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時跳快四步，他挽著舞伴轉了一圈又一圈，舞姿瀟洒合韻，全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有時他擺動雙肩或身軀，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動量，以達鍛煉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樂曲的旋律。”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領袖，在孩子們幼稚的心靈還是個太抽象的辭彙。一個稱職的、傑出的領袖，對一個黨、一個國家以及民眾自身的利益意味著什麼，其間複雜的邏輯和殘酷的現實，還有待爾後的教育和灌輸。當真的經歷了如是鋪墊，他們再和領袖見面時的心態，果然就有了變化。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舞場上能較和諧地與毛澤東搭檔的，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舞姿熟練輕盈，能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他們一面跳，一面有說有笑，李伯釗文藝宣傳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到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她參與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受毛澤東一再叮嚀的啟示。因此他們見面，總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江青在春耦齋舞場留給人的印象，也是相當深的。她的氣質中，好像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氤氳，能讓人很快就有感覺。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著黃面孔戴著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著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著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裏，面部沒有任何錶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洒。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自從周恩來搬到政務院辦公區域後，他就幾乎不到南海這邊來跳舞了。因為政務院辦公區域內，也開闢了一個跳舞的場所，就在紫光閣。
政務院的舞會就在紫光閣大廳舉行。據張元女兒簫遠音記憶：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來紫光閣跳過舞。但他們來時，跳舞是小範圍的，總共也就十來對人在那兒跳。
一般毛澤東來時，周恩來都會到場。在紫光閣舞廳邊上，也有一間小休息室。每逢毛澤東來跳舞，周恩來總會見縫插針地和毛澤東到小休息室里交談一陣工作，然後再跳舞。
因為這種舞會的範圍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來每次都特別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場前，發現還沒有和哪幾位女舞伴跳過，便在最後一支舞曲里，和每個沒跳過的人跳幾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幾個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將退場了。
紫光閣這種小範圍的舞會，通常時間並不很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常常是在舞會結束之後，我爸爸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就又到總理那裏開會去了。”
除了小範圍的舞會之外，紫光閣還有大範圍的舞會。來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辦公的政務院幾個辦公室的幹部，不在中南海里辦公的各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們。總理、副總理有時也會來湊趣同樂。
每逢這種時候，還會邀請一些演藝界的客人。有些既到過春耦齋，又在紫光閣跳過舞的人，在敘述兩邊的感受說：“所不同的是，紫光閣舞會上來的都是客人，有華服盛裝的影劇明星，也有首都文藝工作者；而春耦齋舞會則是純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女兒陳珊珊的記憶中，他們的爸爸走到哪裏，哪裏就熱鬧。在舞場也是如此，和相識的人打招呼，擺擺“龍門陣”。他們的媽媽張茜，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諧。
李紫陽回憶：“跳舞是爸爸比較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我媽媽雖然會跳舞，但對跳舞好像興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著爸爸去。記得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人水靜阿姨，曾提到過我媽媽和毛主席跳過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開廬山會議的時候吧？”
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幾位最高層領袖不在場，也沒有年事過高的領導人時，紫光閣的舞會氣氛就更活躍，顯得比春耦齋要喧鬧一些。
有些到紫光閣跳舞的部長，軍隊的高級幹部，比如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學國外的經歷。他們舞到興緻高時，節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還會把地板跺得嘭嘭響。這種場面，在春耦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也是紫光閣舞場比春耦齋喧鬧的原因之一。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
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這裏說的挑選，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審核，而且從部隊文藝團體邀人，本身就是從政治可靠這點出發的。
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面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各個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毛澤東喜歡聽京劇，而且有較高的欣賞水準，進城後曾安排他到劇院去看過戲。但這樣的安排比較繁瑣，驚動的方方面面比較多，警衛的壓力也大，毛澤東本人也要受到許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會中間，加幾個京劇的段子，就方便多了。於是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張君秋的《潭記兒》，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里演出過。
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增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因為戲劇演員就在跟前，他還同李和增等探討過唱段和唱腔的修改問題。有時，李和增不能到場演出，舞場的服務員知道毛澤東愛聽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澤東聽京戲十分認真，常常隨著唱腔的節拍拍打沙發的扶手，晃著頭，嘴裏輕哼著唱詞。一次舞會間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劇《群英會》中的段子，演員唱時，毛澤東也跟著輕聲相和，口型與演員一致，一板一眼皆與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澤東就會事先讓演員把唱詞寫給他，演員表演時，他就一邊看著唱詞一邊聽。因為和演員靠得很近，每個節目演完，毛澤東都要和演員握手致謝。
相聲是適應面更廣、老少咸愛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侯寶林回憶說，自己給毛澤東說過150多個相聲段子，其中傳統的段子100個左右，新創作的50多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