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俘虜拍中國人在戰俘營「暴行」 轟動西方世界

12月25日，西方的聖誕節。但60多年前，美國人卻在遙遠的東方度過了幾個不那麼順心的聖誕節。

1950年，韓戰進行中，美國五星上將、時任「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立下了一個有關聖誕節的著名“狂言”——我們兩周就能結束戰爭，回家過聖誕節！

結果大家也都知道了，美軍家沒回成，在朝鮮的漫天炮火中連續度過了三個「不痛快」的聖誕，直到1953年在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沒有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

不過，當年也有一群在朝鮮的美國人，可以免受炮火洗禮平安地過節，那就是被中國人民志願軍俘虜的美軍。

記錄他們歡度聖誕一幕幕的，同樣是個美國人，同樣是個戰俘，但身處戰俘營的他卻能行動自如，他拍攝的照片得到東西方兩大陣營傳媒的共同認可，並因此大發了一筆。

因為，他的身份，很特別。

此人是誰？他為什麼能在戰俘營賺得盆滿缽滿？他當年又記錄了美軍戰俘們怎樣的生活呢？

1

大記者「得瑟」被俘

戰場被俘，人所不欲。然而60多年前的朝鮮戰場上，有這麼一個美國人，因為戰俘的身份走了大運。他就是美聯社戰地攝影記者——弗蘭克·諾爾。

來到朝鮮的時候，這位美國老哥已經年近五旬，二戰中他因拍攝一個被魚雷襲擊後的倖存者的照片曾獲得普利策獎。聽說「聯合國軍」在朝鮮半島大舉北進，就自告奮勇隨軍採訪。美國大兵們看他有點年紀，送他一個外號——「老爸」。

這天，「老爸」開著美聯社專門給他配的軍用吉普車，身穿上尉軍服，腰掛左輪手槍，胸前是一部徠卡相機，車頭上架著機槍，助手坐上是他那條愛犬，隨著美國海軍陸戰一師先頭營，向北開去。這場面，那叫一個風光！

「老爸」開著車，就跟到朝鮮旅遊似的，欣賞著冬日的長津湖風光，可能心裏正想：等到了鴨綠江邊，就照張相發給美聯社，標題就叫：全世界第一個到達鴨綠江邊的記者，那再拿一個普利策獎不在話下！

「老爸」還在美呢，槍響了。

只見中國人從四面八方衝上來，美陸戰一師先頭營的隊伍立馬就亂了。「老爸」也趕緊跳下車逃跑，可是左衝右突，到處都被志願軍給擋回來。「老爸」看這回是逃不掉了，心一狠，把他的愛犬一推：你快跑吧！

愛犬跑了，「老爸」卻當了志願軍的戰俘。

（圖為美軍被俘場面）

不過「老爸」沒有驚慌——我是記者我怕誰！

「老爸」被志願軍押到戰俘營，看到了「聯合國軍」大集合，美國人、英國人、土耳其人等等，排著長長的隊伍等待登記。

排到「老爸」了，他神態自若地填完表，從懷裏掏出記者證，往桌子上一扔：先生，我是記者，根據國際公約，你們該放我走了！

「老爸」沒想到，桌子後面那位好像還不到20歲的中國娃娃軍官不慌不忙，操著標準的英語對他說：不對，你是美軍軍官。

「老爸」急了：我不是軍官，我是記者！我的職業就是拍拍球類比賽什麼的。

娃娃軍官說：你到戰場上、在海軍陸戰隊裏拍球賽？沒聽說過。

「老爸」氣急，一拍桌子：我要控告你們中國人劫持美國記者！

娃娃軍官也一拍桌子，站起來指著他：你穿著上尉軍服，腰裏別著手槍，開著軍用吉普車，車上架著機槍，你不是軍人誰是軍人？

「老爸」一看這陣勢，軟了。

2

柳暗花明，重操舊業

「老爸」無奈換上戰俘服（跟志願軍穿的那種差不多），倒在戰俘營的鋪位上，腸子都悔青啦：麥克阿瑟和那啥戰略諮詢機構，都幹什麼吃的？都一口咬定中國人不會來，還說到鴨綠江邊過聖誕節！得，這下還真來啦（戰俘營就在鴨綠江邊，朝鮮一側），你說老子冤不冤吶！

（圖為志願軍戰俘營中的「聯合國軍」戰俘）

從此，「老爸」就很消極，沒精打采地在戰俘營里混日子，常常靠在牆根下曬太陽，看著年輕的戰俘打球什麼的。要是不注意，還以為那是一個從農村參軍的老炊事班長呢。

對於「老爸」來說，再也沒有什麼事能引起他的興趣，就是“混吃等死”。

（圖為鴨綠江邊的志願軍碧潼戰俘營）

這天，老爸又在牆根下蹲著曬太陽，突然有樣東西使他眼前一亮：徠卡相機！他的徠卡相機！

「老爸」看見，他在戰場上丟掉的徠卡相機，正掛在那個志願軍娃娃軍官的脖子上。這娃娃軍官正用徠卡相機給打球的戰俘們拍照，那叫一個臭！一看就是外行，逆著光就拍！這不是糟蹋好東西嗎？「老爸」一急，身不由己地就站起來迎上去了。

他抓住娃娃軍官：不對！這樣不對！

娃娃軍官回頭看他，把「老爸」嚇一跟頭，心想糟糕，肯定又得跟我急！

沒想到，娃娃軍官卻把相機遞給他：那你教教我？

「老爸」也不謙虛，抓過相機就拍，不一會兒就圍上來一大堆美軍戰俘，都要他給拍一張寄回家報個平安。

從那以後，「老爸」就當上了志願軍戰俘營宣傳科的編外攝影師。

（圖中左一就是「老爸」——弗蘭克·諾爾）

從此「老爸」來了精神，每天忙忙碌碌，拍啊，洗啊，沖啊，把那點煩心的事都給忘了，「老爸」也由此成為戰俘營中最受歡迎的人之一。

不過，這時候「老爸」還不知道，干這個活計，後來會讓他發大財。

3

「老爸聖誕行動」

「老爸」忙忙碌碌，不覺時間過得飛快，轉眼交戰雙方開始了板門店談判。在板門店，一名中國記者不小心走漏了消息，「老爸」在志願軍手裏這事就被美國人了解到了。

（圖為志願軍戰俘營中的「聯合國軍」黑人戰俘）

呢，留著他在那邊，不就正好是個美聯社的「獨家報道」嗎？

美聯社知道，這事不能通過「正規渠道」來辦。於是，他們就派專人到開城，尋找通向「老爸」的秘密渠道。

戰俘營里的實際情況。

西方不可能再拒之門外吧？於是立即表示同意協助。

”地下熱線：「老爸」拍照——志願軍戰俘營宣傳科——開城志願軍代表團——澳大利亞記者貝卻敵——美聯社駐開城記者站——美聯社東京分社。

傳到紐約總社的。迪斯福三句不離本行，突發奇想道：「哎！ 要是給老爸送一架照相機去，那會怎樣？」於是，通過“地下”交通線，給老爸帶去了一台全新的徠卡相機和許多膠捲。

（圖為正在看報的「聯合國軍」戰俘）

計劃和要求，差點樂暈過去：這下又可以重操舊業啦。更沒想到的是，志願軍戰俘營還專門給他配了兩名助手，其中一名就是那個娃娃軍官。而且規定，「老爸」享有報道自由，愛拍什麼就拍什麼。

（圖為戰俘們在游泳）

乘著戰俘營歡度聖誕節，「老爸」帶著兩名助手，跑遍了鴨綠江南岸的6所戰俘營，每天早出晚歸，把那些戰俘們看家信的、做禮拜的、吃飯喝酒的、打球娛樂的……拍了個遍。

（圖為戰俘們在娛樂）

志願軍戰俘營的聖誕晚會上，戰俘們聚集在俱樂部大堂內點燃蠟燭做彌撒，還特地給志願軍俘管人員演唱聖誕歌曲，感謝志願軍的寬大。

聖誕晚餐會的菜肴豐富多彩：有牛排、雞肉、餡餅、炸麵包、蘋果卷餅、色拉等，共8道菜，還有啤酒、白酒、糖果、蘋果、香煙。菜譜是由戰俘伙食管理委員會擬訂、討論通過，由戰俘廚師烹飪製作的。志願軍俘管幹部參加了戰俘們的晚餐會，向他們表示良好的祝願，讓戰俘們深受感動。

聖誕晚餐會上，「老爸」舉起相機，將一個又一個精彩的場景攝入了鏡頭。他一邊照相一邊笑著對戰俘們嚷道：“孩子們！你們儘管樂吧！我把這些令人難忘的場景記錄下來，不是為了別的，而是要寄回美國去登報，讓我們的親人們看了，知道我們還活著，而且在志願軍戰俘營活得很好。”

（圖為戰俘們在過聖誕節）

不久，一批由弗蘭克·諾爾拍攝的美、英等「聯合國軍」戰俘在志願軍戰俘營歡度聖誕以及生活活動的照片，通過地下交通線很快發給美聯社東京分社。東京分社立即轉發全世界，又很快被西方各路媒體所採用。

！它們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弗蘭克·諾爾！

（圖為戰俘們在看信） 

收到老爸的戰俘營聖誕照片後，美聯社東京分社非常鄭重地送給「老爸」一份聖誕禮物。這份聖誕禮物是一張照片，照片上是「老爸」的夫人正在高興地看著他的來信，旁邊，正是那條歷盡千險，從朝鮮戰場上“突出重圍”最終回到美國家中的愛犬。

（圖為「老爸」的夫人在看他拍攝的照片）

4

小手一抖，百萬到手

「老爸」和美聯社東京分社“地下”進行的「老爸聖誕行動」一炮打響，也惹惱了「聯合國軍」最高層。

時任「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將軍十分震怒。他立即給美方停戰談判代表團新聞發佈官納科斯準將下達命令，要求採取有效措施，限制美方記者的活動，不准美方記者“繼續交結共產黨記者”。

（圖為時任「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

訊稿。電訊稿在揭露李奇微下達「禁止聯合國記者交結共產黨記者」的命令後說：“上周美國通訊社和報紙發佈了證明在朝鮮北部俘虜營的俘虜個個都顯得健康愉快的照片之後，李奇微捏造的所謂對聯軍戰俘施以暴行的誹謗指控便徹底破產了。甚至連美軍的《星條報》也登載了這些照片……因此，李奇微總部立即莫名其妙地把這事和危害‘軍事安全’與‘談判進展’聯繫在一起。美國記者和通訊社不知道為什麼戰俘的家庭在報上看到他們快樂的兒子丈夫的照片而感到的人情的慰藉，會危害‘軍事安全’與‘談判進展’。這些家庭和編輯們對李奇微的高壓手段都深感費解。……最近幾天來，美國記者譴責了李奇微的高壓手段。”

於是美聯社東京分社一不做二不休，為了乘勝擴大戰果，當然更不願意斷絕同貝卻敵的交往。他們悄然繼續通過這條通道，又向「老爸」補充供應了一架35毫米徠卡鏡箱、一批照相膠片，同時轉達了來自紐約總社的電報指示，要求「老爸」再接再厲，持續供稿。

源源飛向東京，又從東京飛向全世界。弗蘭克·諾爾名聲大噪，噪出了國界，噪遍了西方，也噪到了東方。在板門店中立區，他成了人們的有趣談資；在戰俘營，他更成了傳奇人物。

「老爸」也由此開始發財。美聯社發出由弗蘭克·諾爾署名的獨家攝影照片，不管哪家報紙、雜誌、電視台、通信社採用了，都會乖乖地把豐厚的稿費寄到「老爸」的家裏。

「老爸」源源不斷地接到妻子的來信，信中除了表達思念之情和絮叨溫馨家常之外，幾乎每封信都要捎帶一條“經濟新聞”：夫人將每一筆收入都記錄在案，在信中便接連向他通報這些稿酬的累計數額，好讓丈夫引為驕傲，感到高興。

從東京的美聯社亞洲總分社也傳來好消息：諾爾的許多攝影作品被廣泛採用後，有的用稿單位直接將稿酬和獎金寄往東京。為此，作為經辦人的圖片編輯迪斯福專門為他在東京銀行開了存款帳戶，隨到隨存，積少成多，等待著諾爾遣返之日一併領取。

後來，志願軍戰俘營批准戰俘們舉辦戰俘營奧運會，「老爸」作為唯一參會的西方記者，發出了大量圖片，又足足地掙了一大筆。

（圖為戰俘營奧運會開幕式）

（圖為戰俘營奧運會橄欖球比賽） 

（圖為戰俘營奧運會籃球比賽） 

（圖為戰俘營奧運會頒獎儀式）

每次，「老爸」接到夫人的來信，看完自己的收成，總是偷著樂得合不攏嘴，別人問他：「老爸」，掙多少啦？是不是夠買輛小轎車的了？

「何止小轎車？」「老爸」眨眨眼，爽快地回答，“還可以買一幢漂亮別墅哩！ ”

據說，只有志願軍娃娃軍官真正知道「老爸」掙了多少。

有一次，娃娃軍官淡淡地說：也就100萬美金吧。

100萬美刀！那可是50年代初啊！

美國「老爸」弗蘭克·諾爾，當了志願軍的戰俘，沒想到卻名利雙收。在戰俘營，他說了不少志願軍的好話，還寫了一篇短文，稱讚志願軍的人道主義待遇。他寫道：“中國人慷慨寬大，態度公正，在平時充足供應的份額之外，常供應各種食品。對各國戰俘都一視同仁，對基督徒、天主教徒、穆斯林都一樣。戰俘們的生活待遇可以說遠遠超過了《日內瓦公約》規定的標準。”

註：但朝鮮戰後回到美國，諾爾又翻臉寫文章說志願軍的壞話，這也許是受當時「麥卡錫主義」的影響，抑或其本身的“兩面”性，今已不得而知。

（圖為志願軍俘管人員為戰俘理髮）

1953年7月27日，停戰協定簽字，當晚十點鐘，朝鮮全境實現了停火。

當年8月，弗蘭克·諾爾被遣返回國，他在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戰俘營中，一共度過了不算短暫的2年又9個月時間。他前後在戰俘營中拍攝的新聞照片難以計數，據說光是發表的就有好幾百幅，為向全世界傳播中國人民志願軍對戰俘實行人道主義待遇的事實起了良好的作用。

諾爾回家之時，美國人民正好沉浸在結束韓戰的歡樂之中，美國政界和軍方則處在歷史上首次大失敗的沮喪之中。迫於形勢，迫於民心，美國政府也沒有找諾爾的麻煩，使他得以順利實施他與愛妻預約的為期兩個月的「二度蜜月」計劃。

（圖為1965年時年60歲的弗蘭克·諾爾）

美聯社對「老爸」的順利歸來深感慶幸，對「老爸聖誕行動」的成功更是頗引以為傲，為此還發表文章，宣稱「老爸聖誕行動」是整個韓戰中的“一支了不起的插曲”。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中南海舞會現場（資料圖）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

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多數男孩子對舞會並無興趣，在舞場出現，純粹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去處，找個熱鬧而輕鬆的地方起起鬨、搗搗亂。這時，他們就會帶著追隨他們的小一點的孩子，循聲摸索，繞過曲徑迴廊，找到春耦齋。

女孩子們和男孩子不同，音樂和舞蹈對她們總是有誘惑的，家長們也常領著她們到舞場。一來她們比男孩子更依戀家長，二來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娛樂項目，就讓孩子在音樂和舞蹈中感受快樂吧。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這種方式，在西柏坡時依然保持著。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開始是每周一次，也許是考慮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太少，一次舞會的運動量明顯不夠，一段時期以後，就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

這是一項比較經常的活動，讓領袖們到外面的場所參加舞會，從安全的角度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安排在中共領袖們居住得比較集中，來去也比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

最主要的舞場在春耦齋，宮苑書齋式建築的春耦齋，顯得素雅渾厚，單檐四角攢尖頂，灰牆灰筒瓦，地鋪紫綠石。整個建築面闊5間，進深3間。室內雖然雕梁紅柱，彩繪飾頂，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駁，已經褪去了當初的富麗。

民國肇始，春耦齋常常充當統治者擘劃政務的場所。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袁世凱、1913年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過財政會議。1918年10月，與段祺瑞抗衡的代總統馮國璋下台，被安福國會舉為民國總統的徐世昌，將其總統辦公處，設在了春耦齋。

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面，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經歷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里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面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樂曲也多是老的，有傳統的民族音樂，有根據根據地的老歌改編的樂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採茶撲蝶》、《花好月圓》、《茉莉花》；還有《瀏陽河》、《南泥灣》、《綉金匾》等等。

偶爾，也穿插一兩首外國樂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義大利花園》等。由專業演員取代業餘演奏者以後，這類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業餘演奏者很投入，專業演員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來到舞場，卻並不是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賞欣賞音樂。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喬木。

胡喬木夫婦對跳舞都沒有興趣，在春耦齋舞場上，是很難見胡喬木夫婦蹤影的。但他們也不是絕對的不去，有時為了換換腦筋、鬆弛一下，在靜谷曲徑漫步時，受悠揚的舞曲吸引，踅進春耦齋，聽聽舞曲。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文藝節目表演，他們也會看一會兒。

春耦齋的舞會，參加者最初幾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機關幹部，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不論跳得好醜，都在這個舞場裏亮過相。開始去時，各單位都對參加者打過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單位和身份。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著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著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著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一曲終了，朱老總才會找一張沙發坐下。在春耦齋內南牆中門右側，排放著四五個寬大的單人沙發，是供來跳舞的領袖休息的。沙發中間有茶几相隔，上面擺著茶杯、煙灰缸，還有一盤小毛巾。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閑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昂首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系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緻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著過一會兒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著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舞伴跳舞。

有一次，劉少奇夫婦來跳舞時，楊尚昆夫婦也在場。當一曲悅耳的探戈舞曲奏響，楊尚昆夫人李伯釗，邀劉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藝工作者，早在瑞金時期，她就和錢壯飛、胡底編寫了話劇《為誰犧牲，為誰打仗》，還擔任過中央蘇區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抗戰期間，她主辦過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

他們兩人的舞步與樂曲的節奏非常協調，舞姿也很優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來觀看。當他們跳完這一曲時，在場的人都為他們的優美舞姿鼓起掌來。一向較嚴肅的劉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釗則以她戲劇藝術家的風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給舞會平添了幾分歡快。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著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彷彿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著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此刻，人們通常是閃在舞池周邊，等待毛澤東到來後重新起舞。但毛澤東有時並不是來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領導人打個招呼，在沙發上坐一會兒。服務人員會立即為他點煙、泡茶，一些女同志會簇擁在沙發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嘩。”

心情最為激動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景的人，讓我們聽聽另一位親歷者的追憶：“我也一眼就認出，這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領袖毛主席……這時我的心在亂跳，嘴在嚅動，嗓子也要喊出聲來，幸虧全場格外的寂靜，我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喊出‘毛主席萬歲’來。”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著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嫻熟輕盈，步調活潑多樣。他帶著舞伴時左時右，時進時退，輕鬆靈活，從不走錯步踩對方腳。有時他走大步，步伐矯健有力，右手還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時跳快四步，他挽著舞伴轉了一圈又一圈，舞姿瀟洒合韻，全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有時他擺動雙肩或身軀，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動量，以達鍛煉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樂曲的旋律。”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領袖，在孩子們幼稚的心靈還是個太抽象的辭彙。一個稱職的、傑出的領袖，對一個黨、一個國家以及民眾自身的利益意味著什麼，其間複雜的邏輯和殘酷的現實，還有待爾後的教育和灌輸。當真的經歷了如是鋪墊，他們再和領袖見面時的心態，果然就有了變化。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舞場上能較和諧地與毛澤東搭檔的，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舞姿熟練輕盈，能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他們一面跳，一面有說有笑，李伯釗文藝宣傳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到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她參與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受毛澤東一再叮嚀的啟示。因此他們見面，總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江青在春耦齋舞場留給人的印象，也是相當深的。她的氣質中，好像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氤氳，能讓人很快就有感覺。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著黃面孔戴著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著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著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裏，面部沒有任何錶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洒。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自從周恩來搬到政務院辦公區域後，他就幾乎不到南海這邊來跳舞了。因為政務院辦公區域內，也開闢了一個跳舞的場所，就在紫光閣。

政務院的舞會就在紫光閣大廳舉行。據張元女兒簫遠音記憶：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來紫光閣跳過舞。但他們來時，跳舞是小範圍的，總共也就十來對人在那兒跳。

一般毛澤東來時，周恩來都會到場。在紫光閣舞廳邊上，也有一間小休息室。每逢毛澤東來跳舞，周恩來總會見縫插針地和毛澤東到小休息室里交談一陣工作，然後再跳舞。

因為這種舞會的範圍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來每次都特別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場前，發現還沒有和哪幾位女舞伴跳過，便在最後一支舞曲里，和每個沒跳過的人跳幾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幾個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將退場了。

紫光閣這種小範圍的舞會，通常時間並不很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常常是在舞會結束之後，我爸爸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就又到總理那裏開會去了。”

除了小範圍的舞會之外，紫光閣還有大範圍的舞會。來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辦公的政務院幾個辦公室的幹部，不在中南海里辦公的各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們。總理、副總理有時也會來湊趣同樂。

每逢這種時候，還會邀請一些演藝界的客人。有些既到過春耦齋，又在紫光閣跳過舞的人，在敘述兩邊的感受說：“所不同的是，紫光閣舞會上來的都是客人，有華服盛裝的影劇明星，也有首都文藝工作者；而春耦齋舞會則是純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女兒陳珊珊的記憶中，他們的爸爸走到哪裏，哪裏就熱鬧。在舞場也是如此，和相識的人打招呼，擺擺“龍門陣”。他們的媽媽張茜，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諧。

李紫陽回憶：“跳舞是爸爸比較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我媽媽雖然會跳舞，但對跳舞好像興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著爸爸去。記得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人水靜阿姨，曾提到過我媽媽和毛主席跳過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開廬山會議的時候吧？”

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幾位最高層領袖不在場，也沒有年事過高的領導人時，紫光閣的舞會氣氛就更活躍，顯得比春耦齋要喧鬧一些。

有些到紫光閣跳舞的部長，軍隊的高級幹部，比如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學國外的經歷。他們舞到興緻高時，節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還會把地板跺得嘭嘭響。這種場面，在春耦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也是紫光閣舞場比春耦齋喧鬧的原因之一。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

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這裏說的挑選，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審核，而且從部隊文藝團體邀人，本身就是從政治可靠這點出發的。

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面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各個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毛澤東喜歡聽京劇，而且有較高的欣賞水準，進城後曾安排他到劇院去看過戲。但這樣的安排比較繁瑣，驚動的方方面面比較多，警衛的壓力也大，毛澤東本人也要受到許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會中間，加幾個京劇的段子，就方便多了。於是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張君秋的《潭記兒》，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里演出過。

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增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因為戲劇演員就在跟前，他還同李和增等探討過唱段和唱腔的修改問題。有時，李和增不能到場演出，舞場的服務員知道毛澤東愛聽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澤東聽京戲十分認真，常常隨著唱腔的節拍拍打沙發的扶手，晃著頭，嘴裏輕哼著唱詞。一次舞會間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劇《群英會》中的段子，演員唱時，毛澤東也跟著輕聲相和，口型與演員一致，一板一眼皆與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澤東就會事先讓演員把唱詞寫給他，演員表演時，他就一邊看著唱詞一邊聽。因為和演員靠得很近，每個節目演完，毛澤東都要和演員握手致謝。

相聲是適應面更廣、老少咸愛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侯寶林回憶說，自己給毛澤東說過150多個相聲段子，其中傳統的段子100個左右，新創作的50多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