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人類都是「人以群分」的政治動物，設有群體分界，歧視或敵視外來者。當群體的原有成員認為外來者是資源爭奪的威脅者，從而產生仇恨和排斥，便可能出現極不人道的後果，二次大戰時納粹德軍對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施以酷刑和殘殺便是一例。
由於移民愈趨普遍，不但歐美國家出現反移民的情緒，連香港也對新移民態度負面，常以語言暴力或帶有歧視的標籤攻擊新來港人士，甚至成為港獨思潮萌芽的一大原因。
歸根究底，港人對新移民的不滿，主要是資源爭奪和分配的問題。不少市民往往認為新移民必定是「蛀米大蟲」，來港的目的只是為了享受政府的公共福利如綜援和公屋，對香港毫無貢獻，甚至拉低港人的生活質素。
然而，客觀的數據說明新移民根本不是遊手好閒、只享福利的群體。根據社會福利署的最新數據，綜援個案達到226000萬宗，當中超過一半的個案是申領長者綜援。至於新移民個案，即來港未滿七年而申領綜援的約為12000宗，佔整體個案約5.3%。考慮到每年約50000人持單程證來港，即全港約有30萬新移民，而當中只有4%的新來港人士是需要接受福利援助。換言之，新移民根本不是綜援制度的主要受益人，坊間流言新移民是「蛀米大蟲」絕不成立。
公屋方面，由於多數單程證持有人是團聚需要，配偶或家人早在香港定居，對公屋的需要其實不如想像中強烈。加上政府限制居港未滿7年人士申請公屋，已有逾萬宗輪候個案被凍結處理，無從與港人競爭房屋資源。即使部分新移民由於經濟原因需要申請公屋，但比例上已經逐漸減少，由12年佔整體申請人數大約20%，下滑至近年的15%。而近年落成的公共屋邨，如啟晴邨、德朗邨、秀茂坪南邨等，亦只有左右10%的住戶為新來港人士，反映公屋資源仍然主要落在港人手上。
人類從來都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尤其群體意識強烈的人，更會對外來者特別敏感。過去的社會學研究和歷史情況也說明，偏激的群眾傾向將個人的失敗和社會的缺失歸咎於移民人口，令問題失焦之餘，亦令移民蒙受冤屈，徒增社會衝突。以香港為例，現時困擾大量年輕人的住屋及社會流動問題，與資本主義及全球化有更直接關係，港人卻將責任推卸給新移民。
筆者絕不否認少數新移民是害群之馬，白用福利資源，或是公民質素偏低，言行舉止失當。然而，既然港人自命高人一等，教育、文化程度良好，更加不應以狹隘的眼光和不文明的態度對待新移民，或是「一竹篙打一船人」，強加失實或偏激的標籤，製造群體矛盾。
昔日，香港也是移民社會，依賴內地的勞動力、技術和資金發展經濟，創造今時今日的繁榮。現時，一班移民的後代抗拒或歧視新移民，無視新移民為近年香港帶來充足勞動人口，令香港利用人口紅利帶動經濟發展之事實，頗有過橋抽板之感。
我們口口聲聲批評希特拉是歷史罪人，不齒其種族清洗的惡行，卻在心裡或身裡歧視新移民，縱容語言暴力，使弱者飽受欺凌，請問，這樣與希特拉何異之有？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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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進入流感高峰期，求診人數急劇增加，公立醫院的醫生及護士壓力及工作量大增，其中以屯門醫院及將軍澳醫院的情況最為嚴重。不勝負荷下，前線醫護人員紛紛表達不滿，要求增撥資源，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
要減少工作量，辦法只有兩個，即「開源」和「節流」。開源即是增加醫護人員的數目，分擔工作量；節流就是減少公立醫院的病人，使工作量減少。
然而，節流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普遍在公立醫院求診的市民，正是無法負擔私人醫院的高昂開支，才被逼在急症室等候五、六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求診。要求一班經濟能力較低的市民轉移到私營醫院，是不可能的任務。
有偏激的醫生論政組織指出，最理想的做法，是停止接收每日150個單程證新移民，這種說法，簡直是涼薄不仁。事實上，取得單程證來港定居的人，本身就是具備成為香港人的條件，只是受限於配額原因而分批來港。換言之，新移民或即將來港與家人團聚的人士同樣是香港人，有資格享受公共醫療資源，接受優質的醫療服務。將這群人士拒諸門外，甚至視為多餘、負累，實有違「醫者父母心」的美好醫德。
即使撇開道德觀點，現時醫療人手短缺、工作大增的責任也不應歸咎於新移民身上。隨著近年內地發展步伐加快，新來港人士數目逐漸減少，每日150個名額鮮有用盡，因此每年新增人口不過4萬人左右，再加上每年約5、6萬名新生嬰兒，即公營醫療系統每年最多應付10萬個新症。按照維持目前醫生病人比例，香港只需每年增加190個醫生即可應付。如果希望比例達至國際平均水平，也只需額外提供60個醫生。以一個經濟發達、醫療系統完善的城市而言，只要資源分配恰當，根本不成大患。
既然節流並不可行，也不是問題之關鍵，那麼，只有開源，即增加醫生數目，才有望舒緩醫生的工作壓力。由於培養一名醫生需8年時間，救火的唯一辦法，就是輸入外地醫生。
不過，這個方法飽受以蔡堅為首的香港醫學會的阻撓。由2000年代初有數據發現未來香港醫生人手短缺，需要考慮引入外國醫生開始，醫學會便站在普羅市民的對立面，反對有關建議。即使是數年前的醫改，政府嘗試廷長外地醫生「有限度掛牌」年期上限，作為解決人手不足的方案，也慘遭醫學會的反對。
同樣深受醫療人手不足問題影響的新加坡，早就開始放寬輸入外地醫生的限制，設立「認可院校清單」，承認英、美、香港等先進地區的醫科畢業生到新加坡公立醫院服務，表現合格及累積數年經驗即可申請成為當地註冊醫生，大大改善醫生不足的問題。
醫學會明知香港醫生數目難以應付全港市民需要，仍然大力反對引入外地醫生，目的當然是保障業界利益，令醫生這個專業更加渴市，賺取最好的待遇。這種心態，令筆者想起明代末年的一件事。時值崇禎掌權，面對北方滿清的連年征戰，明政府國庫早就空虛，唯有向大臣招手，徵集資金應付軍餉。但是斂財甚深的大臣們寧願亡國也不願貢獻銀兩，隨意捐出一百幾十敷衍了事。最終明亡清興，與這班逆臣賊子不無關係。
反對輸入外勞的醫生，行徑與明代的逆臣賊子相差無幾。更為可恥的是，他們選擇轉移視線，將公立醫院工作過多的問題歸咎於政府資源不足，要求增撥資源改善前線醫護人員的薪酬。筆者絕對同意提高前線醫護人員薪酬待遇，以提振土氣，亦認同現時香港投放在醫療的開支落後於不少發達國家，但如果以改善待遇與私營醫院爭奪人才的話，則此法只會徒勞無功。因為在醫生數目嚴重短缺下，即使調整公立醫院醫生人工，私營醫院也會為保障服務質素而跟隨，變相造成惡性競爭，最終結果只會是整體薪酬開支增加卻無法吸納醫生回流公營系統，公營醫生的問題依舊持續。
筆者真心認為，香港醫療服務質素冠絕全球絕大多數地方，值得港人自豪。惟部分醫生的醫德及品格，實在令人不敢恭維。為了一己私利，反對輸入外地醫生，甚至妖魔化放寬執業資格的建議，犧牲廣大市民的利益，教人極之失望。如果這班害群之馬繼續奉行保護主義，則香港公營醫療問題的責任，應由這些醫生自行承擔。
